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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家乡都是回不去的。”可是,梁鸿偏偏想要回家乡。
2008年的夏冬,这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文教授,回到老家河南穰县,住了5个多月,交出10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轰动文坛。
在写《中国在梁庄》的过程中,一个念头在梁鸿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梁庄生活的,只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梁庄另一个重要群体——在外的打工者,却流散在各座城市。“只有把他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于是,从2011年1月开始,她用了约一年,走访了不同城市,逐一寻访在外打工的梁庄子弟。她将他们的散落的人生拼凑起来,以至于,我们可借此管窥当下底层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
这便是她即将出版的新作——《梁庄在中国》。
梁鸿没料到,在“中国”寻访“梁庄”之旅,留给她的,竟然是那样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情感冲击。
与进城的乡亲们为伴,物质环境的恶劣,与精神世界的贫困,让梁鸿产生了逃跑的念头。当她回到北京舒适的家,心底浮起的是羞愧。
“城市化,正在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拆散村庄。谁的故乡还能存在?20年后的梁庄可能又多了一些新房,但它失去了什么?”
梁鸿的乡愁,还没等一首诗吟完,便被隆隆作响的推土机和挖掘机,撕扯成万千碎片。
关于《梁庄在中国》——
最严酷的,是他们精神上的极度贫困
记:“梁庄”这两本书,一部回访老家,一部走访全国各地,对你来说,哪一部的考察与写作的难度更大一些?
梁:就考察的难度而言,肯定是《梁庄在中国》。在外打工的老乡的电话非常难找。而乡亲们往往是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打工,坐完火车、飞机后,还要再转汽车,转完汽车还要转出租车、蹦蹦车。许多时候,即使到了地方,也因为双方都找不到具体的地方而碰不上头。在西安的灞桥,青岛的郊区,我都至少花好几个小时才和我的堂哥、堂叔接上头。
记:在《梁庄在中国》中,你亲自深入进城的梁庄人的生活,同吃同住,一起生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梁:是生存环境的恶劣。我在青岛考察时住在一个叔叔家里。当我一进到那个屋子就后悔,一进去就闻到一股巨大的霉味。当时,我特别想逃跑,鼓足了很大勇气才硬撑下来。但是,我最初的冲动和激情一点点被消磨掉了。
青岛那家镀金厂环境之不好,超过我的想象。车间里白雾蒸腾,是由重金属蒸发出来的。没有抽风机,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工人们每天都等于在吸毒。
考察结束时,我既如释重负,又自感卑劣,因为我逃离了,觉得对他们好像有点不公平、不负责任,有种羞耻感。
记:前面讲的是生活环境,那么,他们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给你一些触动?
梁:很大的触动。我每次采访,都要求对方谈自己的生活,结果他们谈的都是梁庄。他们在这边只是讨生活,而且往往在非常严酷的环境中生活。这个严酷,主要是精神上的极度贫困。
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贫乏,下班后最开心的事,就是找老乡一块喝喝酒,聊聊梁庄的人和事。他们在外面制造一个小梁庄,在那里会认干亲、走亲戚,然后去攀亲戚。在外面,他们还是在以村庄的社会模式建构一个小环境,这样他们才能够活下去。
记:社会转型期,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乡村付出的代价,是必然的吗?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城市人们,应该如何补偿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梁:我觉得“必然”这个词一定要非常谨慎地用。为什么是他们“必然”,而不是别人?这一“必然”现象难道不是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观念、我们内心的道德观相关吗?
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反思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有没有平等地看待、对待他们?只有这样,才有行动上的变化。
关于进城第二代——
不爱农村,城里遭歧视,他们实际上无处可去
记:你所看到的进城打工的第二代,没有了土地,从小就在城市里成长,却与城市疏离,他们相对于他们父辈的变化大吗?对于乡村与城市,他们分别抱有怎样的情感?
梁:有非常大的不同。中年农民参加过田里的劳作,挣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娶老婆。他可能没有知识,能够进城挣到钱已经是最大的欣慰了,别人欺负他、驱逐他,他都可以无穷地忍耐。
但是青年一代不一样,尤其是80后、90后,不愿忍耐。第一,他们有知识,最起码他们上了高中,有的是大专毕业。第二,他们很少甚至没有参加过田地劳作,他们不爱农村,不愿回家盖房子,在城里他们又被歧视,实际上他们是没地方可去的。
但是,年轻一代的主体诉求远远超过老一代。他们不愿忍耐,也看到这种忍耐的不合理性。
记:你曾说,在当今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做为“民族子宫”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减掉了。那么,从这两本书中,能够证明乡村文化传统消亡,有哪些故事让你触目惊心?
梁:例子到处都是。村庄房屋的坍塌只是表层,人的精神的衰退才是更为内在的和真实的。现在村庄没有那种“爱管闲事”的老人了,他们是一个村庄的道德象征。那种互助文化也没有了。原来村庄里一家盖房,几乎全村都要帮忙。而现在,即使亲兄弟间,也要算得清清楚楚。
记:听说在回梁庄采访时,你是带着儿子去的,一开始他还嫌脏不肯下车。现在他对梁庄、对农村有没有了新的认识?
梁:是的,那时他才三岁,对县城、乡村还没有认知。当然,也是因为那天下了雨,县城小站特别脏。现在他已经七岁了,极爱回老家。他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寒暑假回老家。他喜欢在河边跑,在田野里掘土挖洞。我想,在他心里,已经有大地的影子。
关于“非虚构写作”——
以一颗平常心,去真正地理解事物
记:你从小爱好文学,曾经在乡下教书三年,又是中文系教授。在这两本书里,为什么要选择纪实调查的方式,而不是小说等更纯粹的文学样式?
梁:在乡下教书那三年,是我人生最孤独、最寂寞,也最充实的三年。我在那里体会到大自然的美及其给人带来的意义。春之树芽、夏之暴雨、秋之大风和冬之原野,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灵魂中。我想,在那时,作为文学青年的我,有许多东西已经在萌芽了。
就“梁庄”而言,我觉得只有这样非虚构的方式,才能表达我内心的哀痛之感。这不只是社会责任使然,而与我个人的情感和经验有关。中国当代乡村,太过迅速地衰败,那里正成为我们的爱与生命的伤心地。
记:你的“梁庄”系列,已经成为《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写作的一项重点工程。非虚构写作,与我们以前所熟悉的纪实文学有何异同?
梁:所谓“非虚构”,其实也只是给当代文学找一个新的出发点。
纪实文学可能更多地关注大时代、大事件、大运动,以宏大叙事来表现,里面的精神空间和启发性也很小。而非虚构则是发现生活,更个人性,以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去发掘被时代、政治和以往的文学忽略的生活和存在,以一种平常心对事物进行真正的理解。
正如“非虚构”的提倡者、《人民文学》前主编李敬泽所言:“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
记:你的下一部作品计划是什么,是否仍沿袭《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风格?
梁:我依然会保留人物自述,这是我的核心风格,但在结构方式上会略有变化。我是以梁庄人所在的城市为原点,去采访一个家庭然后辐射其他老乡、其他职业,会有重点的选择,尽量兼顾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