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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夏,我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前夕,潘天寿先生指示我报考即将创办的书法专业。我当时对专业学书法并不乐意,就跑去找潘先生。潘先生笑着对我说:“书法可不简单呢!书法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像沈尹默先生、张宗祥先生,但他们都八十多岁了,再不赶快培养,就要后继无人了。杭州还有一位朱家济先生,也是真正的书法家,而且学问非常好,六十岁左右,还可以教你们。我不是书法家,我在书法上只能算个票友,你们学书法要多向朱家济先生请教。”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朱家济先生。此后,潘先生还多次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
说实在的,我当时更喜欢吴昌硕的篆书、陆维钊先生的隶书和潘先生的行草,对潘先生说的“真正的书法家”并不在意。后来进入书法专业,在朱家济先生悉心指导下学习楷书、行书;后来又有幸面见沈尹默先生,听他说仅用笔中的一捺,就研究了八年,又亲见他在几乎两眼失明的情况下,写出的字依然点画周详;又有幸拜识张宗祥先生,知道他每天都要临写一遍《兰亭序》。于是慢慢体会到,潘先生讲的“后继无人”的“真正的书法家”,是从法书这个角度上来讲的。
书法在中国古代,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法书,另一种是善书者。书法界传承的主流,是以法书为标准,善书者则往往是在学问修养或人生经历上有非常特殊的成果,发而为书,虽然具体的点划上不是特别讲究,但也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前者因为可以学而得之,所以适用于教学,后者则“虽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的。
朱家济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是沈尹默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他坚持法书的路子,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清代后期,书法逐渐走向市场,书法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逐渐分离,理论界甚至把法书和“馆阁体”混为一谈。所谓的“馆阁体”和唐代的“以书取仕”,其实都是在印刷术缺乏的情况下,抄写各种文牍的需要而出现的,与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了不相关。
法书以学问为前提,另外,还要严格按照书法历史上创造的技法规则走。技法是束缚人的,但不能不要。掌握了技法,又不被束缚,那才是真正的书法家。作为中国书法最宝贵的传统,只有通过有法可循的法书才能施行教学,有利传承。这也正是十分强调基本功的潘天寿先生创办书法专业的初衷。
我曾经听张宗祥先生说,朱家济先生是当时很少几个可以与马一浮先先生“谈谈”的人之一。有一次我向朱先生请教“冯唐易老”的典故,他随口就能背出原文,而且讲得出在《资治通鉴》第几卷,我事后经过核对,几乎一字不差。但可惜的是朱先生毕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著述,在课堂上也很少谈论,而且这位老先生脾气很有点特别,遇到我们提问或回答问题不正确,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胡说”。上课的时候,主要是亲手临帖给我们看或亲眼看我们临帖。他教我们《古代汉语》,从来不讲解,只让我们读原文,甚至要我们少看注释。当我提出不看注释无法读懂时,他竟然说:“你要读懂它干什么?”我向他请教诗词做法,他只说:“多读”。后来,他送给我一部《诗韵合璧》,还规定我只准查字韵,不准看上面的例词、例句。
在书法训练中他特别强调“下笨功夫”,他认为赵孟頫“以最高的天资服从最严的法度”,是书法家的典范。我问他:“书法除了书卷气之外,还有哪些要求?”他就反问我:“书法除了书卷气,你说还能有什么?”同时,他又用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求思之深而无不在”,启发我从各种生活实践中,获取对书法生命的深层感悟。他学问那么好,却不写论文,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写点文章,他却说:该说的古人都说了,还有什么好写?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在临《兰亭序》,想听朱先生讲讲这件名作的好处。他思考了一会,慢慢吐出几个烟圈,然后说:“好就好在没法说”。我当时觉得无法理解。直到后来,我读到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词,才算明白过来。这首词的上半阙说: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朱先生讲的一定就是这个境界:艺术的至美境界,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样的境界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真正感悟得到。
那么,对这位“学富五车”而又不事“著作等身”的朱家济先生,我能说出的也一定只是些片断的表象,对他的书法和学养的更深的体悟,只能寄望于真具硕学睿识的人们了。本报记者马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