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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唐钧先生回应非议是及时的,只是,所有的指责和非议真就可以烟消云散吗?
事实上,就笔者的看法,唐钧先生的回应和民众的期待有错位之处。网友认为这是冷血的表现,而唐钧先生“以前没接受过控制表情的训练,况且谈论的是我比较熟悉的政策问题,因此也很放松”的辩解,显示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立场,而用“我们在谈论政策,并不是在谈论民工的死”则明显偏离了主题——难道任何政策不都是具有人的指向吗?当唐钧先生用冰冷的政策阐释来面对人时,怎能渴望政策有人的温度和情怀呢?
进一步说,公众渴望的是学者的人文立场和对生命价值的张扬,但在学者眼中,政策仅仅是政策,甚至政策就是没有人情味的。这真的能被我们所接受吗?并且,“我比较熟悉的政策问题”出笼时,显现了可怕的知识傲慢,态度是居高临下的,甚至是不容非议的,可以说,当知识的傲慢和公众对温情、人文的诉求背离时,用冷血来评价之,真的过分吗?
与其说民众是诟病“笑评民工冻死”的学者,不如说民众是在诟病“目中无人”的工具理性和知识傲慢。此前,有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播出了“死亡人数”的竟猜题目,引发了舆论质疑,相比之下,我们真的进步了吗?我们社会中的温情度和人文关怀度提升了吗?
笔者以为,诟病“笑评民工冻死”不是苛求,相反,是对我们的提醒——人文不能向物投降,价值理性不能向工具理性称臣,面对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个体特别是精英群体应有超越精神和人文的情怀,应对公众永远怀有同情心。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