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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萨特小说的学者,则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来到世上干什么?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年幼时,按照家人给“乖孩子”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行动,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进入少年时期,他开始探索自我:我是谁?……经过长期努力,他摆脱了恋母情结、同性诱惑、胆怯怕事等,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无主的行尸走肉。“我是什么呢?”勒莫尔当的评语也不合适。他说,吕西安到头来变得像“一块明胶状透明物”。(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
更不要说,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原本都是志不在当这种“头头”的,他们一个当过飞行员,一个当过牙医,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终于都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为其难地背负起政治的责任,到头来作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嘘唏的悲剧。
其三,相对而言,主要是向后代传授了文化素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也要吃些苦头,但相比起来,却绝没有前者那么危险。比如: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义宁陈家,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家风。由此,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有了许多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由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着更令人羡慕的起点。
在“文革”浩劫之余,我本人什么遗产都没有得到过,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个性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会开始允许向上流动,自己却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感到过多大的窘迫与限制。正因此,我才会在父母的碑文上,写下“先考才高,先妣德馨,铸我风骨,永锡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则徐当年的书房里,还曾挂着这么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说得多好啊!
其四,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基础,让后代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这个选项相对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即使做到了这些,也可能产生新的苦恼——特别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视作家族使命的个人前景,并不为下代所认同的时候,那么过多的家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只有在忧患意识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
坦白而言,即使把上述两种条件,全都努力地往下传递,也不会有永续的家业,那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罢了。凡有成者必然有毁,就像个体的生命总会终结一样,任何家族的历史,也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来打断其本身一厢情愿的、希望无穷延伸的进程。
曾国藩说过,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然而即使是十代八代,也仍属历史中的一个瞬间。
正是因为这样,在古今中外的作家笔下,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惨烈故事。也正是出于这种悲剧的意识,那些数不清的红蚂蚁们,才会从马尔克斯的笔下,传来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刻不停的剥蚀与吞噬声……
唯其如此,以往的孔府才曾独享过这样的珍贵骄傲:任何帝王家——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只能传承一个王朝,而不会享有永续的江山,唯独出了圣人的孔门,才堪称“万世一系”。只可惜,后来在西方的强烈碰撞下,竟然连孔门也被毁弃了。当然,看看最近来自民间的“国学热”,就会知道对于孔子的尊敬,仍然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倒是当年嚷嚷着要“批林批孔”的家族,其威望与名声反而岌岌可危,往往沦为公众的笑柄。
无论如何,只有在上述忧患意识还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所以,孟子讲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那绝对是至理名言——对于一个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家族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甚至对于全体人类,也同样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