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合肥电话升8以后，引起了许多老合肥对合肥电话历史的回忆，不少读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讲述他们与电话的故事。其中夏葆升先生还专门给我们写来稿件，详细讲述了他家的电话往事，字里行间透着对往事的怀念之情。

　　1951年，合肥北郊进行土地改革，乡亲们拿到土地证时，乡干部说：“以后，大家都会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生活！”我就是在北郊五里井村出生的，那时虽然年龄还小，但仍清楚地记得，村民们时常念叨憧憬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1959年，北郊终于盼上电灯安到家里，各家各户都丢掉灰蒙蒙的香油灯和煤油灯盏子。以后又过去40多年，直到2005年，因为北郊拓宽马路，拆掉许多村子的民房，建起十几座大楼的小区，农民变成了“居民”。这些居民搬进小区住，从此过上“楼上楼下”的日子了。与此同时，家家户户也相继安上电话，许多年轻人甚至玩起轻巧的手机。

　　摇电话摇得手疼

　　我来说说电话的事吧。电话这玩意，我过去只在电影上、机关单位的办公室见过，私人家里安电话简直是凤毛麟角，除非你是首长。那年我在农村教书，见公社办公室的电话还带着摇把子，打电话“呜呜呜呜”摇几下，然后“喂喂”接上话了。有一次，我见办公室主任左手托着右手走路，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逢人便说他通知下面单位来开会，打了三十多个电话，也摇了三十多次电话摇把子。他的手腕就是摇电话摇疼的。

　　相比之下，城里的电话式样讲究些，没有摇把子，有的还带有视频和传真机等先进设备，但普通市民家里却鲜见这些东西。如果想打电话，特别是打长途，不是到单位办公室去“蹭”一次，就是在邮电所花钱打公用电话。再不然就上邮局发电报，一个字7分钱(这个钱当时能买一个鸡蛋)。

　　装电话得找关系

　　1993年，一夜之间，合肥市内，突然掀起一股安装民用电话的热潮！

　　那年初夏，电信部门发公告，说居民凡是登过记、交纳2500元初装费的，电信工作人员一两月内，就上门帮你安装私人电话。那时的两千多元当然不菲，但是电信部门仍是排起了长龙似的队伍，就像后来逢年过节、火车站排队买票的人一样！

　　我是在蒙城路与一环路交口的一家电信部门排队的。那天，正焦急地往前头登记处瞅，忽听有人喊我，原来是赶来登记的熟人，我伸手接过他的户口簿，算帮了他一次大忙。可登过记，还得等人家上门安装呀。有头脑活络的，便老鼠打洞似的托亲戚朋友，找关系先装电话。嘿呀，那一阵子电信部门的人可“红”了，人人都想跟他们打交道，套近乎。如果哪位找到师傅上门装电话，就赶快跑去买烟打酒炒菜，香喷喷地招待师傅，让邻居羡慕得眼都红了。他们嘴里念叨着：“唉，我家有个老表在电信局就好喽！”

　　武警战士帮我装电话

　　那时，我住在高河埂。我家那片的私人电话，是武警部队通讯班上门安装的，而且装的时候，距我登记交费只有两个礼拜，速度快吧？

　　两位小战士认真负责不算，连我倒的茶都不喝，拿的烟也不抽，只管埋头排线、接线、试机子，特意帮我选一部白色的、样式新颖的电话机。接通之后，我拨通办公室电话，“喂、喂”兴奋地喊着。电话里的同事笑道：“夏先生别‘喂’了，有话请讲吧。”这边放下电话，那边端茶、拿烟再去感谢两位小战士，人家早已带上工具噔噔噔地下楼了。

　　事后，我写了一篇描述这事的稿子，在《合肥晚报》上发表。没几天，我一位外甥问我，能不能找武警帮他安电话。我说，你若是早5天告诉我，我还能请他们过来。现在不行了，他们已经转移到另一片社区去了。

　　电话里的温馨记忆

　　你别说，家里有没有电话，情况的确不一样。那两年我儿子在杭州上大学，他本来每周写信回来报一次平安。后来家里安了电话，他就改为每周六晚上，在外面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很方便；其实不在乎儿子说些什么话，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就满足了。在电话里听到儿子叫道：“爸爸、妈妈！”我们心中那思念之情，顿时化作一腔甜美而温热的蜜汁……9年之后，他又结婚生女。以后每次在电话里，听见的是孙女儿那甜润、清脆的声音，更让我们喜上眉梢。

　　过去我经常需要向人家请教、沟通或者问候、叙旧什么的，但又怕干扰别人，这个时候，电话就帮了我大忙。每到春节期间，家里电话响得不断。即使大家在电话里说“新年过得好吗”、“祝你们全家新春愉快”之类喜悦的废话，但它会增进我与亲戚、同事、朋友们的感情联络。每次放下电话，我总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觉得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