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宝岐
1959年生,陕西岐山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作品入展
省展: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周年陕西各界美术书法作品展特等奖;
◎陕西省迎奥运书法篆刻展三等奖;
◎迎接十六大陕西省书画艺术大展获奖;
◎陕西省庆祝建国55周年书法篆刻展;
◎陕西省首届临书展等。
全国展:
◎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全国青年国庆展入展;
◎首届全国新闻工作者书法展优秀奖;
◎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全国书法篆刻展入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书画展入展;
◎全国第六届书坛新人展入展;
◎中日议员公务员书法展入展;
◎《书法导报》国际书法篆刻展入展等。
◎作品曾在诸多报刊、杂志发表,多家电视台曾以
专题形式报道。
◎曾出版《今日长安·2010陕西当代中青年作品
集——胡宝岐书法》(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美
术出版社)。
他的激浊扬清,他的与人为善,他的对生命质量的追问和对知识尊严的捍卫,构筑了宝岐坚实的文化自信……
为宝岐喝彩
吴振锋
宝岐是我生命中应当感恩的朋友。近年尽管疏于往来,却常念记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味淡而情浓,情浓意也就长。在这个“一次性消费”的时代,我觉得朋友间一旦超越了“消费”,那友情一定是最值得珍贵的。
宝岐是个行必履正的君子,他有时质直到眼里容不得沙子。但宝岐又常怀容人之量,并不负气,能涵茹到别人不能涵茹。他恬于荣利,不屑蝇营狗苟之徒,却常扶危济困,施惠于人,他给人的温暖是直穿心底的。他的激浊扬清,他的与人为善,他的对生命质量的追问和对知识尊严的捍卫,构筑了宝岐坚实的文化自信。作为一个书法人,一个知识的贵族,他以其独有的灵异之心,守望着属于他的精神麦田,诗意地贴着大地行走。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这种孤往的大勇几近于一种奢侈。然而这散发着诗意的幽香却源自文化的源头活水。宝岐的故乡是驰名的鸣锺列鼎之地,这里丰赡的文化宝藏,淳朴的民间风俗,早在宝岐的童年就播下了种因。这种因,因了长期的颐养,已涵化在他的血脉里,一旦遇到合适的阳光雨水,便分蘖出枝桠,长成为一片绿荫。我以为宝岐的这个册子,便是他呈奉给社会的绿化树,为毒化了的空气提供了一台吐纳清气的输氧机。
宝岐书《道德经》,是他自觉地意识到老子原典的当下意义和文化价值。西方哲人有许多都是极重老子精神的。黑格尔称老子学说是真正的哲学,尼采则说老子的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深载宝藏”。我的朋友陈彦君曾在《重读老子的当下意义》(见2010年8月3日《人民日报》)一文中,极力将老子“热爱生命,反对瞎折腾,反对争强好胜,反对物质奴役、反对战争”的思想传播开来,他认为只有像老子那样顺应自然,简单朴素的生存,谦卑守弱,养生长寿,才是抓住了生存的本质,才可以“远离诸多依赖聚富敛财和劳民伤财而建功立业的思想”,才可以“活出人的从容淡定和美好诗意来。”我觉得这代表了文化人的心声。在这个意义上说,宝岐所书《道德经》则是以书法作为载体的另类的人文关怀。用书写作为传播文化原典的手段,在我国有着丰厚的人文传统。宝岐的这本书,在我则看作是对陈彦君阐释老子的一种呼应,于是,便具有了殊在的文化意义。
宝岐是书法家,他擅长写魏楷。我见到过许多人书写《道德经》,但看后却难以从审美和谐的视角予以认同。宝岐的字,率真、朴素、简逸,有“见素抱朴”、“复命日常”的素净安详,有“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的稚拙天真,能在艺术语言上与老子的精神向度相呼应相默认。宝岐的楷书有行书意趣,笔画重顿方勒,深厚庄和,遒丽隽美。初看拙稚,再看精巧。温文尔雅、清逸流畅,从精神层面其实是与二王息息相通的,只是结构不同罢了。在当代资讯发达的境遇中,固守碑或帖的分途是不理性的,而镕铸碑帖则是书道一大门径。取法各别,殊途同归。归向何处?归向境界高层是目标。我欣喜的看到,宝岐正在向书法道山匍匐前行,且愈行愈远,真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他毕竟还在途中。书卷气、形式感、用笔沉稳,这些特点很突出。不足的是,气局气格似应再大些。或许,读读于右任的魏楷,当有所兴会。盛年的宝岐,依其慧根,必有大成。
我为宝岐喝彩,为灵魂的行走姿态喝彩。
(此文为吴振锋2011年6月25日为胡宝岐书法册所作序言)
碑学的价值
胡宝岐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秦代卷)》总论,在谈到书法“楷模传承”时说:“碑学论北派书法祖锺传卫,接续以崔、卢、高、沈、赵、丁诸家,终以初唐欧、褚;或强拟‘体系’,远说正传,复增以‘十家’、‘十六宗’之数。实际上,都是在为北碑正名份,以便与南派比肩;而所说大都失据,以刀斧之迹论说艺术源流,其方法亦不可取”。“清代中晚期的碑学运动,是反传统的,弃笔师刀,罕见其能。”其论将碑学书法排除于中国书法传统之门外,是不妥当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从阮元写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之后的二百多年来,碑帖之争从未间断,并且一直延续到当代。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碑学作为一个晚起的书法流派,为什么一经推出,就能与占据书法主流上千年的帖学平分秋色?且人人争相模仿,形成风气,其价值显而易见。
一是碑学强调张扬艺术个性,认为书法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必然要以表现人的灵性,寄托人的精神为主旨。此论一经提出,就与明清书法适应科举需要、逐渐走向千人一面、万手雷同、实用性被强化、艺术性被扼杀的现实形成反差。“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自称:“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以己意,并无所谓蔡、钟、王者,岂复有兰亭面貌乎!”清代刘熙载《书概》中说:“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为了强化书法的艺术性,碑学书家不管世俗评价如何,大胆探索,我有我法,不与人同。初期有金农之“漆书”,郑板桥杂篆隶于行书的“六分半书”,继而邓石如取法碑额的篆书,何绍基糅合颜体与北碑的真、行书,沈曾植化用北碑的章草,无一不个性张扬,符合艺术的本质要求。其实,帖学本来也是讲究艺术个性的,王羲之融汉魏精神于笔下,成为“书圣”,王献之不愿步其父之后尘,终与其父并称“二王”。即使遭到碑学书家批评的董其昌、赵孟頫,其书法也是具有独特面目的。因此,明清帖学的弊病,其实质不在取法为谁,而是以实用为目的、以趋同为特征的追求,泯灭了书法的艺术精神。而与此不同的是,清代碑学书家认识到了艺术的本质,必然是以“达其性情,致其哀乐”为主旨,勇敢地举起张扬个性的旗帜,使清代书法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二是碑学书家破除了对晋唐书法的迷信,把汉魏六朝碑刻摆上了重要位置,另辟蹊径使书法之源多头并举,同时丰富了中国书法的内涵。在此之前,书家普遍的认识是“书不宗晋,便入魔道”,碑学书家则认为汉魏碑刻是书法的宝贵资源,不容忽视。阮元提出书分南北,分析碑帖之优劣,尖锐地指出:“元明书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其论虽有偏颇,但在当时却振聋发聩,打破了元明以来学书必晋、唐之桎梏。而康有为则在《广艺舟双辑》中,尊碑卑唐,概括总结了魏碑之“十美”。同时,碑学书家不仅推崇碑刻,对沉寂了几百年的篆书、隶书,以及后来考古发现的甲骨、汉简的研究,也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可以这样说,中国书法所包含的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正是在清代碑学运动后得到确认的。而篆、隶、真、行、草五体书法的繁荣,也是在清代碑学运动中产生的。然而200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批评碑学“以刀斧之迹论说艺术源流,其方法亦不可取”,“弃笔师刀,罕见其能,”岂不知一叶障目,过于偏颇。
三是碑学书家突破了单一的唯美主义倾向,将美与丑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引入书法的审美范畴。清初的时候,傅山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书法审美观点,成为碑学书法审美思想的滥觞。以后,刘熙载分析文人画以怪石为题材的现象时,提出“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又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等等。这些辩证的书法美学思想,即使在当代,仍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四是自“二王”之后,书法成为文人雅士表现自身文化素养的重要形式,因此十分讲究书写的“书卷气”,因而书卷气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书法唯一的品评标准;而碑学因从金石学孕育而来,金石碑板上的字经过自然风化,浑厚苍茫、含蓄高古,碑学书家由此提出了书法的气、骨、厚、古等艺术的品评观点,并积极付诸实践,且借助长锋羊毫努力在生宣纸上表现这种美,形成了独特的“金石气”。此后“书卷气”与“金石气”阴阳合璧,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全面而统一的书法品评标准。
五是碑学书家借鉴画法篆刻,探索能够写出金石趣味线条的方、圆、绞及内圆外方,行处皆留,留处皆行的各种笔法;讲究墨色变化的浓、淡、干、湿、润、涨、渴、宿等等各种墨法,提出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计白当黑”的章法等,将自己的创作与明清帖学的积弊“乌、方、光”拉开距离,这一套新的表现形式和技法,充分发挥了笔墨表现力的潜能,成为碑学对中国书法的重要贡献。
总之,清代碑学的兴起,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而其价值不仅在于它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内涵,确立了篆、隶书在书法体系中的地位,挖掘了汉魏六朝碑刻书法的艺术价值,明确了篆、隶、真、行、草五种主要书体,并使其后发现的甲骨文、汉简等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书法体系的构成部分。更主要的是它促进了人们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思考、书法审美观念的更新、书法的艺术性和形成个性风格的自觉。同时,“碑学帖学,碑帖融合”的思想开始自觉形成,从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