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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命案当事人
2006年执行员郭长祥工作调动,邵红燕接手了一件他历经8年仍未能执行完毕的案件。移交卷宗时,她有些吃惊,卷宗里是厚厚一沓案款的收据和收条,足有三十多张。
郭长祥拜托邵红燕一定要继续盯着此案。1998年,25岁的女孩周欣(化名)搭乘赵诚(化名)驾驶的汽车外出,不料,赵诚因酒后驾车,致使车辆冲入河中,花样女孩不幸溺水身亡。赵诚因此被判刑,同时法院做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判定赵诚赔偿周欣的父母9万余元。
8年后,接手此案的邵红燕联络周欣的父母。周父无比抱怨地说:“一条命都没了,他出狱也两三年了,连这点钱都不给我们!”当年,悲痛欲绝的周欣的父母申请强制执行,可那时赵诚已在监狱服刑,其妻因此与他离了婚,带走了孩子。赵母退休在家,孤身一人,每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儿子被判刑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经过郭长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沟通,赵母同意每月代儿子赔偿受害人父母500元。可现在一连几个月了,周欣的父母都没有收到赔款。
跟赵诚联系不上,邵红燕马上动身去了赵母家。“我儿子住院,严重脑梗塞。自打出狱后就没了工作,可一直断断续续地交赔付款,有点钱就交着。因为这案子,他进去这么久,工作没了,老婆孩子也都走了,他情绪不好,压力大啊,否则也不会……”这位老母亲哭得几乎说不下去。“他现在还昏迷着,没准救不过来了!我们对不起那姑娘一家。我70多岁了,儿子服刑的几年里,我陆续替他还了一万多;出狱没工作,我又陆续给了一万多。可现在他躺在那儿,我连救他的钱都没有了……”
在这两间老房里,只有破旧的基本生活用品,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邵红燕叹着气,让赵母向法院提交残疾证明和诊断证明。完了心情还是很沉重,一连几天睡不着觉。“怎么办啊?怎么跟受害人家里说呀?”
柳暗花明
死案十年
终于执行完毕
周欣的父母原本对执行结果就不满意,如花一样的独生女儿没了,他们的年龄也不可能再要一个孩子,他们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事实,而赔偿款还不能一次性给付,月付500元简直就是痛苦的折磨,但确实也没别的办法。
犹豫了一周,邵红燕终于惴惴不安地拿起电话。讲完情况,那头却是良久的沉默。电话挂断前,周父一声长叹。
依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这样的案件可以终结执行,邵红燕的工作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这就意味着,年迈的受害者父母再也得不到其他赔偿了。难道这对老夫妇丧女的心灵就无法得到一丝弥补了吗?”邵红燕痛苦得又是几夜无眠,不断思索着各种可能的办法。
“我盼望奇迹出现,或许赵诚能痊愈,有了工作……”邵红燕继续关注着这两个困苦的家庭。一个多月后,当她再次联系赵母,得知赵诚已脱离危险出院了,不由得舒了口气。但情况不容乐观,赵诚落下了残疾,要坐轮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人全天看护,更不用说工作了。
“工作似乎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虽然金钱并不能弥补他们巨大的心灵创伤,但如果判决的赔偿金能够执行,也能了却一桩他们十年未了的心愿。”邵红燕知道,如今的结局或许会使受害者父母今后至死都“放不下”,而她自己也因此无法“放下”。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邵红燕经过多方努力,跟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2007年,好消息终于传来了:赵诚尚未赔付的部分,由相关单位向死者的家里提供资助。
当邵红燕把钱款交到周母手中时,这个靠种地养活一家的农村妇女用粗糙的手不住地抹泪。“女儿走了十年了,我们都没指望能拿到赔款。虽然这钱抵不了一条命,可我们想女儿也能瞑目了!”
不久,邵红燕接到一封字迹工整的信。周父在信中问:“邵法官,以后我们能像亲人一样走动吗?”邵红燕笑了。前不久,她带着执行局全体共青团员来到周父在密云的家,带去了慰问品,也带去他们诚挚的问候。老周坐在轮椅上,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迎接法官们,看着一群年轻人在他家院子里开心地说笑,脸上绽开了喜悦的笑容……
遭遇险情
完成任务
全凭机智果敢
1991年毕业后就进入海淀法院执行庭的邵红燕,除了其间去民庭四年,干执行工作至今已有17年,原任执行庭副庭长,现任执行三庭庭长。
邵红燕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执行工作的法律法规还很欠缺,很多工作必须凭自己的经验阅历来判断。每遇突发情况,都是对执行法官的一个考验,执行员要有紧急应对能力。那时条件有限,还没有手机,尽管对执行员有一个简单的救援机制,但还需执行员打电话通知法院。
1996年,平谷的一家公司欠债几万元,却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还款义务。年仅26岁的邵红燕作为执行法官,带领两名书记员、两名法警,开车前往平谷。经理不在,邵红燕等人持搜查令,扣押了保险柜里的两万元现金,正欲离开,却被公司人员拦住。
“咣当”一声,大铁门上了锁。邵红燕忙向法警使了个眼色,法警心领神会,趁对方一伙人不注意,抽身离开。邵红燕和其他几人刚要下楼,却迎面撞上满口酒气的经理。这五大三粗的男子横横地说:“谁呀?谁要把我的钱拿走呀?你们要是拿了钱,就甭想从这门里出去!”
“这钱已经扣押了,出了手续,有什么问题去法院说。”邵红燕断然回绝。不料,壮男子仗着背后人多势众叫道:“门关上了,你们不把钱放下,走不了!”
邵红燕心怦怦直跳,但她知道法律的尊严必须维护。要是五人被锁,扣押的钱又被拿走,岂不给法院丢死人了。“只要我活着,这钱就不能拿出来!”她义正辞严地说。
这时,独自出去的法警回来了,告知法院的援兵很快就到。原来,他下楼后,见一个小边门尚未锁上,便迅速出去找电话通知了院里。邵红燕知道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可能需要一小时,她必须稳住对方。
在财务室又谈了一会儿。突然,经理扑向了拎着卷宗包的书记员王冲。身高一米九的王冲迅即将包举过头顶,但也被撞了一个趔趄,衣服被扯开,扣子被拽了下来!邵红燕立即让法警看住财务室的门,以防过道里的其他公司人员一哄而上抢钱,自己则冲上去拽经理抓住王冲的手,厉声道:“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在执法,你要考虑后果!”
原以为年轻女法官会害怕的经理吃了一惊。这时,法警和另一名书记员也冲上前。经理和几名手下住了手,找了一间会议室来谈判。席间,经理拍桌子叫嚣,邵红燕等人严词对答。
40分钟后,窗外响起警笛声,邵红燕起身迎接。楼下,几十名戴着钢盔、高大威猛、全副武装的法警跳下“依维柯”。一看这阵势,经理马上毕恭毕敬地承认错误,半小时内就交齐了全部欠款。法院对其进行了训诫,并处以1000元罚款。
信念来由
宽容诚信
来自家庭传承
儿时的经历造就了邵红燕理解和宽容的心。因为搞地质学的父亲常年在野外队工作,每年春节方能见上一面;母亲工作忙,身体又不好,于是小红燕刚断奶就被送到姥姥家,由姥姥带大。
姥爷脾气温和,宽容随和,最宠小红燕,也是对邵红燕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刚解放时,姥爷凭着家里祖传的做粉丝手艺,在香山脚下开了家粉丝作坊。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生活并不宽裕,总是做好一批粉丝,用马车送到城里收购点,再用卖粉丝的钱换回一些绿豆,再做粉丝……姥爷希望有一天能通过这样“滚雪球”式的积累,攒足钱买大批原料扩大生产。
“一次未成年的大舅赶车去城里送粉丝,那店伙计算错了账,结果大舅拉回了满满一大车绿豆。姥爷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但他没有一丝喜悦,当晚就和大舅一起又赶车进城。姥爷没直接找那伙计,而是邀店老板小酌,求店主别责怪那伙计。店主非常感动,从此和姥爷成为好朋友。有了朋友的信任和支持,姥爷的粉坊也很快红火起来。”
姥爷宽容、诚信、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邵红燕。“我会尽我的微小力量,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帮助身边能够帮助的人。”家庭的影响让邵红燕也时刻秉承着这样的信念——宽容、诚信。
“我不怕被执行人来硬的、耍横的,我会义无反顾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邵红燕觉得,法院不是冰冷的国家机器,一个法官也不能只是冷冰冰地宣读法条、机械地办案,或者草草结案了事,还必须倾注情感,给那些绝望的人温情和援助。“而当事人也能够感受得到,那不仅仅是对受伤心灵的慰藉,还给他们今后生活带来了生机。也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彻底化解矛盾,让每件案子都有一个尽量完美的结局。”
新年对话
“破解‘执行难’
是我的梦想”
记者:“执行难”是大家对法院工作诟病最多的一个问题,你对这点怎么看?
邵红燕:至今,我在海淀法院工作已满21个年头了,我生命的一半时间和法院执行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我到法院工作那一天,就存在“执行难”。20年来,执行工作的法律法规逐渐健全,执行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的道路。但是到了今天,“执行难”依然存在。
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执行难”确实不是仅仅依靠法院执行机构一己之力、朝夕就能完全解决的,还需要法治社会、个人诚信作为基础,也需要我们每一名执行法官秉承一颗公正无私之心,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去兑现法律的庄严承诺。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谈“梦想”,你的“梦想”或者说理想是什么?
邵红燕:真正地破解“执行难”,这是我的梦想。而我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当我们穷尽一切法律赋予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后,案件依然无法执行时,申请人能够理智对待这种执行的风险。
记者:这么多年下来,你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邵红燕: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当你肩负法律的使命,成为一名法官时,你应当心怀梦想,成为法律的忠实捍卫者。
记者:新年来临,下一步你准备做什么?
邵红燕:在新的一年里,我作为海淀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的庭长,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执行异议、执行监督,加强执行工作的规范化程度,更加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李钦鹏摄J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