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妮

　　大二时听朱学勤的讲座，他谈到近代中国的两种不同方向的思潮，一种以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代表，激情冲动，另一种以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为代表，克制清冷。我找来《负暄琐话》这本书，被那种情深又克制的笔调深深打动，静静的，有一种苍凉的感觉。这位清寂超然的老人，在这个喧嚣的世界走了那么多年，依然保持着一种动人的安宁。他用一生的平凡，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

　　张中行生于1909年，属于“五四”那一代人，在通县师范读书时，恰逢北伐战争胜利，群情激昂，他也曾卷入革命的精神狂欢。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心性和革命的潮流相距甚远时，便选择了退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他感叹“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他也没和同时代的人一样，被新文学的热潮所吸引，在北大那些年，他一直读古书，钻古典，或者阅读西洋哲学著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后来也是一直教书，做自己的学问。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一直有那么些不合拍，独立于世风之外。

　　1949年后，他在人教社汉语组工作，于是他更是沉迷于学问之中，外面的风雨再大也置之度外，惟愿内心安宁。

　　张中行的气质似乎和温和的胡适比较接近。事实上，他在北大的时候，也曾上过胡适的课，听过他的讲座，但他并未走进胡适的圈子。我想，这也源于他喜静不喜闹的个性吧。相比胡适这类知识分子热烈的宏大叙述，他更沉静，更关注内心，这正是张中行难能可贵的地方。

　　张中行一生，看人看事，一是不拘泥于道德，看重的是自然人性的美与欲；二是不喜宏大叙事，而着眼于普通人命运的思考。我想，这又是他《负暄琐话》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吧。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走出，读到那样丝毫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字，都被深深打动了。各大报刊杂志的转载介绍，竟意外把张中行晚年的寂寞打破了。因为《负暄琐话》的出版，晚年张中行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但他的个性和精神始终没变，不喜出现在热闹场合，对于出席会议的邀请，他一概拒绝，丝毫不给人面子。他也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只是，“大凡和他亲近的人，多是有性情的，没有什么功利性”。

　　20世纪涌现出诸多崇高英雄人物，但张中行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不是思想的独异者，也非殉道的勇士，他保持了传统中国人素朴的心，我们动荡岁月里丢掉的恰是这素朴的东西。张中行特有的清寂一生表明，在浮躁的世界里，屏蔽掉外界的喧嚣，关注自己的内心，静静思考静静充实自我，也不失大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