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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茂名信宜市年仅46岁的陈裕军因从工地高处坠落永远地停止了呼吸。事后,其妻梁金英决定将亡夫的5个器官无偿捐献,让他的生命在5名受捐者身上得以延续。
这是广东省茂名市首例器官无偿捐献者,也是自2010年3月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广东省第196例无偿捐献者。
今年2月,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宣布,在广东等27个省市开展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3年试点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年内将在全国推广。当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一度落泪,感慨建立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看上去很美,中国器官移植似乎将进入新时代。但事实上,尚待完善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和公众对器官分配程序公正性的怀疑,阻碍了更多人认同和参与器官自愿捐献。建立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目前正当起步,如若种种阻碍不消,这个“体系”的建成还将任重道远。
现状:捐献倍增但总数太少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到了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建立起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器官移植事业将成‘无源之水’”
替亡夫陈裕军无偿捐出器官后,自认为只是做了平凡之举的乡村医生梁金英一夜之间“感动茂名”。信宜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霞认为,陈裕军是茂名市首个无偿捐献器官的案例,对带动信宜市民正确认识器官捐献有极大帮助。
事件很快有了回响。3月19日下午,信宜丁堡镇的残疾女生谭桂梅在母亲陪同下,来到市红十字会办公室签了捐赠器官自愿书。谭桂梅说,她从电视上看到陈裕军无偿捐赠器官的事迹,被深深感动。谭母李万芳则表示,女儿很早就有捐献器官的想法,只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完成。
广东今年器官捐献将破200例
对广东而言,今年是红十字会参与统筹器官捐献的第7个年头。2007年国务院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后,广东省红十字会就开始介入器官捐献工作。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在天津共同启动全国10省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广东是首批试点省市之一。
省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自开展试点至2013年3月26日,全省已完成196例器官捐献。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李劲东评价广东试点工作时认为,“发展势头很猛。试点以来广东省器官捐献的例数每年都居全国省市首位,并且呈现翻倍式增长——2010年广东省器官捐献15例,2011年33例,2012年133例,2013年预计将突破200例!”
捐献数量的倍增,一方面得益于省内有利的医疗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与国内日益重视器官捐献的氛围密不可分。2012年11月,黄洁夫来到广州亲自登上手术台,为两名器官捐献者实施移植手术,这一行为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被普遍解读为“支持符合医学伦理要求的遗体器官捐献”。
广东器官捐献工作的领先与捐献工作开展得早也不无关系。2010年1月,卫生部发出《关于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有关工作的函》,但早在2007年,省红十字会即已介入器官捐献工作。2008年5月8日,省红十字会在增城市万安园公墓设立了红十字纪念园。如今,多名捐献者的名字被镌刻在器官移植者纪念碑上。
相对人口基数 捐器官者仍太少
尽管步伐领先捐献倍增,但每年100多例的数字较之于超亿的人口基数,比例依然太小。一个月前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也同样提到了这个悬殊的比例——截至今年2月22日,全国试点工作共实现器官捐献659例,平均而言,200多万人中才有1例。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每100万人年捐器官约40例,美国每年约有6000人成功捐献器官。
在今年“两会”期间,黄洁夫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直陈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将成‘无源之水’。”
困境:急需器官却资源奇缺
每年我国有近30万病人等待器官移植,只有1万人能得偿所愿,却有远超10万的器官资源化为灰烬
作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家,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目前中国每年有近30万病人等待器官移植,仅有1万人能得偿所愿。
一方面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方面是大量人体器官在无谓消耗。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一年仅交通事故造成的突发性死亡在10万人左右,其他灾难性死亡人数也远超10万,但目前只能看着这些资源化为灰烬。
乡俗观念制约器官捐献意愿
长期关注器官移植和捐赠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余成普表示,在发生意外失去生命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知道遗体处理除了火化、土葬外,还有器官捐献这一途径,大部分人也没有形成死后捐献器官的意识。
在欧美许多国家,多数司机的驾照上都标有“器官捐献”的字样,一旦发生意外死亡,他们的器官将由专门的医学机构来处理;在新加坡,法律规定没有公开声明死后不愿捐献器官者,即自动被视为捐献者。因此,新加坡被认为“不够人道”的同时,器官捐献数量却是世界上最多的。
为效仿欧美国家将捐献器官意愿与驾驶证绑定的制度,有关部门曾提议公民在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但此设想一经披露,即招来一片质疑,“最晚2011年底实施”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这种困境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我不愿意捐。”广州某知名医院一名医生明确表示,他家在广东农村,多年的医科学习经历也未能改变他对“死要全尸”乡俗的坚守。
“即使当事人同意,家人可能不同意,害怕周围人的眼光。”一名叫“piapiayoyo”的网友在捐献器官的讨论中吐露了很多人的顾虑。
捐献者也承担着想象不到的压力。捐献了亡夫器官的梁金英就面临着乡亲的异样眼光,很多人质疑她的动机,有人甚至直接问她卖器官得了多少钱,这让梁金英倍感难受,她请求记者解释:“器官是无偿捐赠,真的没得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