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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是什么原因让你发起“待用快餐”这项爱心活动?
陈里:虽然说国外有“待用咖啡”这种公益活动,但相比于“待用咖啡”来说,“待用快餐”更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国情。因为“待用咖啡”针对的是一些穷困大学生以及没钱享用咖啡的咖啡爱好者,而“待用快餐”则不是停留在对咖啡等商品的“享受层面”。在我们国家,这些需要帮助的群体基本不需要咖啡,他们还处于需要解决衣食住行这些必需品的阶段。“待用快餐”是生活必需之物,用这种方式,我们给予他们既及时又比较体面的帮助。
快报:你觉得在当今中国,为什么“待用快餐”这项活动可以开展?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陈里:老百姓本着个体自愿的原则,随时随地献出爱心,量力而行。如今,相比过去几十年,大家的生活是富裕了,但也不至于很富,因此,奉献爱心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令人可喜的是,很多人都有奉献爱心的意愿,也希望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愿望,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在现实中,他们这份奉献的愿望时常与需要救助的人们碰不到一起。“待用快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把认购的快餐放到店里寄存,快餐店就是一个平台,连接了这些捐助者和需要帮助的人。
快报:相比于被人熟知的捐款捐物形式,“待用快餐”这种形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陈里:以往的捐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捐助,比如一个老板一次性无偿捐助几十上百万元;或是一场大灾难之后,政府动员全社会献爱心,向灾区捐款捐物。这样的捐助形式对于大面积的突发灾难效果很好,但是对于散落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社区的困难群众来说,他们中有贫困残疾人、老年人、乞讨流浪者等,这些人既不属于大面积受灾的人群,也不是单纯某一类困难群体,政府不好找。而要帮助他们,“待用快餐”这种方式有它自身的优势,它一般是以社区为活动区域,消费者消费时可就近选择店家,而受助者也可以就近得到帮助,这样一来,可以让那些分散的需要帮助者及时得到帮助。
快报:毕竟受助者是到店里吃饭,你觉得怎么能让他们既得到救助又保持他们的尊严呢?
陈里:目前,在开展的“待用快餐”活动中,有的餐厅采取这样的形式——如果有需要救助的人却又行动不便的话,可以打电话到店里,餐厅为他们送货上门。不过,这并不适合大范围送货,会给餐厅店员的日常工作带来负担。对于那些有行动能力的受助者,可以选择把快餐带走;或者餐厅有宽敞的地方可以开辟单间,把受助者和普通顾客分隔开,也可以保护受助者的自尊。
快报:“待用快餐”推广之后,不仅仅是奉献爱心去帮助别人,而且,还有人评价“待用快餐”,说它传递的不只是爱,还有信任和尊严。是不是可以说,如果这项事业推广成功的话,中国的公益事业水平将得到一次质的飞跃?
陈里:要是“待用快餐”这项活动能够在全国全面地开展起来,所有参与这项公益事业的人与受助者达到良性循环,既帮助了困难群众,同时,还能为青少年起到教育作用,那是一件好事。最近,我们一直说“中国梦”,其实,“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实现一种幸福感,幸福感越强烈,我们离实现这个梦就越近。“人人有爱,贫者有助”就是一种社会和谐的体现,而一直以来,我们所努力的就是让这份爱心的涓涓细流找到河床,渐渐汇集成爱的大江大河,更好地传递这份正能量。
快报:对于那些爱心餐厅,政府有关部门会设监督机制吗?比如有人会担心我们把钱给了餐厅,餐厅会不会真的把东西留给需要帮助的人;或是在实际操作中,冒领的人也可能出现。如何把这份爱心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这该怎么甄别?
陈里:确实需要工商、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以最大的积极性来制定策略、有效监督,让“待用快餐”这项公益事业更好更切实地帮助困难群众。
快报:除了“待用快餐”之外,以后还会推出类似方式的爱心公益活动吗?
陈里:倡导“待用XX”,为困难群众奉献爱心,这个待用后面的两个字是可以替换的,比如“待用雨伞”“待用饮用水”“待用电影票”等,都是奉献爱心的很好的方式。
本组撰文本报记者肖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