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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往往充当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平台。“文人论政”常用来描述中国近代报人与政治互动关系的典型形态。这显示了近代报人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某种契合,而在王天根教授看来,近代报人的言论报国不仅关联救亡图存语境下“家”、“国”担当的知识分子襟怀,背后还涉及报刊、报人政治身份认同,及其与近代军政利益集团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尤为重要。身为70后史学工作者,王天根教授曾系统地接受过外语、历史、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训练,选题长于跨学科探索。他对中国近代报刊的解读,从社会学、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视野中凸显新意。56余万字的两卷本《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为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创新之作。日前教育部公布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第一、二卷)获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类二等奖。该奖1995年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迄今六届,由于组织严密、程序公正,历届获奖成果都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高校普遍将其视作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学术价值的肯定。
《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在理论框架上很有特色,既区别中国新闻传播史等通史类著作所呈现的教科书框架,也不同于专题研究中过于细化、碎片化的弊端。作者围绕近代报刊与政治舆论建构或解构的分析框架,深入解析近代报刊围绕维新、革命两大政治舆论主潮衍变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卷侧重解读清政府及官报与官方舆论控制、在华外报与列强利益的政治表述、清末政治维新与媒介对政治改良合法性建构等;第二卷从革命报刊与传统伦理的维度出发,探析报刊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等促动关系,从而彰显报刊在清末民初社会革命、家庭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总体而言,第一、二卷回顾与阐释1815-1915年中国舆论史,侧重解读传媒在舆论建构及解构中扮演的角色。
严格来讲,近代意义上的报刊、报人有个逐步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而1815-1915年则是中国传媒转型的关键时期。分析报刊论争须考察报人与近代军政利益集团之间勾连。对利益集团而言,报刊往往是其政治牟利的重要工具;对有良知的报人来说,报刊是其思想启蒙、社会动员的舆论平台,但办报又须有资金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等,这使得报人往往在坚守理想与迎合权势之间左右摇摆。以往的传媒史书写,多有主、客体分离倾向,或以政治转型为主体,报刊视作随社会客体变革的衍生品;或以报刊为主体,从业务、经营管理、思想观念等层面剖析传媒近代化趋向。事实上,报刊传媒作为社会通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化场域中扮演的政治角色异常复杂,那种因果决定论、线性史观等简单框架只会遮蔽历史深处的生动性。《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系列以报刊与社会互动为视角,回归历史现场,发掘近代报刊、报人的复杂身份及其政治认同。而重建近代报刊、报人面对剧烈的政治转型而呈现的社会风貌,史料是基石。作者广泛搜录珍稀报刊,大量采用文集、日记、回忆录、书信集等私人叙事的资料,将报刊的公共叙事与报人的私人叙事交叉解读,意在呈现历史表象背后的人文精神。
在作者看来,报刊建构或解构舆论是其政治功能的表征,而报刊所呈现的舆论有诸多分歧(不仅表现为维新与革命舆论之间,在舆论主潮的内部亦然)。近代不同舆论有交锋,亦有合谋,这涉及报刊背后的利益集团借传媒谋取政治利益,而报刊传媒又有自身的应对。总之,第一、二卷梳理舆论解构或建构史的脉络及其勾连,意在揭示舆论兴起、衰落的原委及传媒扮演的角色,为中国特质的舆论学理论提供史料支撑,并总结媒介在舆论引导上的得失及其经验教训。王天根教授笔耕不辍,他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第三卷)·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即将出版,相信会给新闻传播学界带来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