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从没怀疑过儿子

　　今年1月份刑满释放后，田伟东开始慢慢适应这个他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学会了用手机发短信，学会了用电脑打字，还开始学开车。

　　“我坐那么多年牢，我父母一共来看了我110次，很少有人家里人每个月都来，我父母就每个月都来。”家人的信任无疑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安慰，他是一起判刑的5人中，减刑最多、如今精神状态也最好的一个。

　　顶着杀人犯儿子名声的田伟东父母，多年来也承受巨大压力，田伟东说，坐牢那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来看过他，除了父母，没有人相信他的清白。他父母想尽一切办法赚钱，比如一天拔草16个小时，就为了换回75块的工钱，补贴在牢里的儿子。

　　田伟东现在说萧山话有点“大舌头”，因为他没有舌尖，吃东西有时候也会漏出来。“以后可别跟女朋友接吻都不行哦。”好在他还能自嘲。

　　五个人现在都没法安心工作，没法投入新生活。“青春无价，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田伟东说，希望有关领导了解他们的诉求，他很想要一个工作。目前靠他自己的力量，无法找到什么工作。

　　“听说两张案(叔侄强奸冤案)每人赔了110万出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我父母这18年为我的案子，四处奔走，花出去的钱都远远不止这个数，更别说精神赔偿了。”

　　“现在是物质社会，我们也是希望有个说法，所以愿意坐下来谈赔偿。”他说，“如果你要清高，不谈赔偿也可以，你去坐18年牢试试？”

　　五个家庭各有不幸

　　其实田伟东还算幸运的，因为陈建阳等另外四个人，连他们的父母都曾经怀疑他们的清白。

　　羊城晚报记者走进隔壁方山村的陈建阳家采访时，陈建阳去萧山学开车不在家。不善言辞的陈爸爸告诉记者，那么多年来，他一直相信国家。

　　“相信国家，国家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说，“陈建阳22岁(虚岁，实际是20周岁)到39岁都在坐牢，年龄回不来，还有什么话好说。”

　　陈建阳被抓时，陈家在村里条件中等。但就在那一年，陈建阳父母离婚了。17年过去，唯一的儿子消耗了全家的心力，陈爸爸为了迎接儿子回家，借钱在自己家的老房子旁边搭起了上下各一间的两层楼房。“儿子总要娶媳妇，我总归要尽力创造好点的条件。”

　　其余三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去年，朱又平戴着脚镣，在公安的监视下，探望了在病榻上的父亲。一周后，他父亲因为癌症去世。

　　王建平后来从萧山被转到了新疆服刑，他是5人中最后一个回家的。据说听到真凶被抓住的消息后，他就要求假释，没有及时得到反馈，他就绝食抗议，终于在今年4月28日回到了家。他父母认为去新疆服刑也和儿子倔强的性格有关，因为他在牢里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不肯写检查。(文/图羊城晚报记者孙毅蕾除署名外)

　　从叔侄两张冤案，到田伟东等五人遇到的冤案，浙江司法系统最近被推入了舆论漩涡。到底是浙江当年冤案特别多？还是浙江如今开始加大重审争议案件力度，翻案比其他地方多？

　　记者在浙江采访时，当地法制办的有关人员表示，2003年，公安部牵头举行了全国范围的未破命案指纹比对。2011年，浙江省公安厅又进行了省内的未破命案指纹比对。这些比对中，对一些有申诉的已判案件进行了整理，项生源就是在2011年浙江省范围内的这次比对中被发现的。

　　浙江省司法系统并没有回应记者的正式采访请求。不过记者了解到，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提交了一份议案。他建议两高、公安部联合制定死刑案件审判期间证据补查程序的规定，解决刑事诉讼的运作机制问题，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收集、示证、质证、认证和审查制度，并规定相应的违法追究责任，防范死刑错案。

　　他认为，在审理死刑案件期间，证据材料存在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现。个别侦查机关为了定案，不全部移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有的侦查人员或审查起诉人员认为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对补充侦查不重视或久拖不查。这些导致法院在“定罪判刑”和“无罪放人”上面临两难，直接影响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他还指出，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

　　浙江高院负责人最近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一些反思。他表示，近期我国平反的一批冤错案其形成机理高度相似，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办案理念及长期形成的办案机制密切相关。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办案队伍的主流和业绩，对这些冤案愈加应该从理念上和机制上进行系统、客观的反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要分清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重在从完善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上认真剖析、改进和完善。

　　据《法制日报》5月22日刊载，浙江高院负责人认为，“反思应该从几方面入手。首先，过去发生重大命案，社会上人心惶惶，上级会对这类案件进行督办，时有层层下达限期破案的死命令。时间紧、压力大，主观和客观上出差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说，侦查人员都知道，只要口供突破，办案效率就会提高，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有的办案人员就会有意无意地靠一些刑讯逼供的办法来突破口供。甚至对已经发现的有利于被告人、可能证明其无罪的证据，也不愿随案移送。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消了公安的预审建制。现在回过头看，侦查预审制度本身对刑侦队伍是一个必要的内部制约，它便于在侦查早期及时发现和纠正误判，及时调整侦查方向。例如杭州的‘两张冤案’和萧山的‘五人抢劫杀人冤案’，两个案子都是到了口供突破后，才发现侦查方向可能有误。

　　“破案考核指标设计需科学合理，不应以‘破案GDP’为目的，而应以伸张正义为目的。如果进行全国统一的破案会战行动，再加上破案指标考核，你追我赶，难免造成了拼消耗、凑数量、争达标。造成侦查取证粗糙，办案作风粗暴，往往留下一些后遗症和冤错案件隐患。应该铭记，一个人能不能定罪，案件有没有最终告破，要靠证据说话。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要反思‘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办案理念和评价标准的局限性。具体到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有的侦破取证条件上客观存在着‘先天不足’，有时确实存在着对嫌疑人‘既不能否定，又不能认定’的情形，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对照这种过于绝对化的原则，公检法常常陷入两难境地，走进‘死胡同’。由于过去我们追求这种绝对化目标，最终导致在具体办案过程当中，法院难以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往往是疑罪从轻。”(孙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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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万余元。

　　据介绍，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分别以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两人共申请国家赔偿金266万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万元，律师费10万元，低价转让的解放牌大卡车赔偿15万元，扣押的两部三星牌手机赔偿1万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日立案。案件审查期间，张辉、张高平分别要求增加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并增加3万元的医疗费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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