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讲人：葛仕龙

　　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

　　我的童年，就是在被称之为天津小洋楼的“疙瘩楼”度过的，据称，那是一座有意大利建筑风格的老楼，一眼望去墙体上的疙疙瘩瘩砖头，便是“疙瘩楼”的由来。

　　人世沧桑，岁月如梭。现今的“疙瘩楼”，虽则老楼依旧，已被现代化的时代氛围所笼罩，邻街的底房几乎都成了商家的门脸，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然而，在已大过不惑之年的我，每每回看“疙瘩楼”时，它常常使我心潮跌荡扬涌，忆起儿时生活在“疙瘩楼”那会儿的许许多多往事趣事，那真是一代人珍藏在心底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

　　在“大跃进”那年，我家搬住进了“疙瘩楼”。那是邻街二层楼朝西的一间大房子。当年，我父亲是军人，我们是作为随军家属落户天津的。后来，父亲随部队又到了外地，我们在“疙瘩楼”的家也没有随迁。我家住的这间大房子有40多平方米，一进门就能看到靠墙边的一个很讲究的欧式壁炉，可我从小到大没看到家大人使用过它，它只是我们家中的一件摆设。我们家没有用过壁炉做饭，做饭是在过道点一个煤球炉子，点煤球炉子时，满楼道都是烟熏火燎的。

　　在我家住的疙瘩楼院内有一棵硕大高耸的槐树，那树梢高过了疙瘩楼的四层楼楼顶，哎，别看疙瘩楼只有四层楼高，可它相当于现在的单元楼的六、七层楼高，所以住在疙瘩楼的房子里感觉特别宽敞。当槐树开花时，我们这些顽皮的男孩子就爬上院内的疙瘩墙头用竹竿打下一片片的槐花，然后再把落地的槐花收集起来拿回家，家大人将槐花洗净掺合上棒子面放在蒸锅里蒸熟，老远老远的都能闻到那槐花的喷香，吃起来又肉头又香甜。当然，我们也曾自己丰衣足食，在疙瘩楼一楼的后院的一块狭长的土地上，栽种过玉米、丝瓜、扁豆角和养小鸡、养小鸭等，还真获得过不小的收获。

　　二

　　爬墙头，粘蜻蜓，也是我们疙瘩楼小孩子喜欢玩的。夏天时，高耸的大树树枝上落有各样的蜻蜓，我们管小一些的单一色的蜻蜓叫“老褐”、“黑老婆”，个头大一些的身子尾巴上有金黄色圈圈儿的叫“花里虎”，尾巴头带两个小圈圈的叫“花里豹”，全身呈翠绿色的叫“大老青”，还一种中不溜大的蜻蜓叫“小鬼儿”特狡猾，一会儿落一会飞，好似故意逗你玩。这其中“老褐”是最傻的，最容易被粘到或捉住。小孩子们用铁罐头盒熬松香，熬松香时里面需放一点油，这样就熬成的粘子不会凝固，然后用小木棍把粘子抹在细细长长的苇竿尖头上，苇竿的高度粘不到蜻蜓时，就爬到墙头上(要说这也是很危险的)举着苇竿去粘，只要粘子触到了蜻蜓的翅膀，全凭蜻蜓怎样挣脱都逃脱不掉的。小孩子粘下一个蜻蜓来，先把蜻蜓翅膀上的粘子抹一下让翅膀展开，再把蜻蜓的脑袋夹在手指缝中间，这样蜻蜓跑不掉也不会死，又不影响举竿再粘下一个蜻蜓，直到两只手指缝间夹满了蜻蜓，这才算凯旋而归。

　　也有时候，小孩子们爱跑到马路上去扑捉蜻蜓。那是在“喷水车”刚刚喷水过后，泊油路湿漉漉的，“老褐”飞的很低，有时也有“黑老婆”什么的，小孩子们就脱下衣服追着蜻蜓扑打，蜻蜓被扑落到地上就“晕了”，捉到手里后等到它醒来，小孩子们就在蜻蜓的尾巴上系根长线，一手揪着线头放蜻蜓飞，自己在后面跟着跑，开心的不得了。有时，小孩子们光顾跑着玩了，没注意“喷水车”从身后开过来了，一下子被喷了一身的水。不过，小孩子们也经常跟“喷水车”淘气，在“喷水车”迎面开过来时，小孩子们一群一群的跑到“喷水车”车后两边，一边跟着“喷水车”跑，一边在“喷水车”的喷嘴口那里玩水，弄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三

　　除了爬院墙，我们疙瘩楼小孩子爬墙头的领域逐渐扩大，胆子也越发大了。在我家住的疙瘩楼一楼的后院，我们小孩子爬墙头从底层爬上相当于三层楼高的阳台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有了爬墙头的“本领”，于是眼界大开，我们经常从疙瘩楼这个院爬墙头到那个院，还通过四楼的阳台爬上疙瘩楼的屋顶，踩着锥顶瓦砾由南走到北然后在折回来，更玩悬的是，我们还竟然溜着斜屋顶到屋檐最边上从上往下望高，真得说那砖头瓦砾结实，不然我们这些小孩子兴许早就一命呜呼了。

　　爬墙头也使我们疙瘩楼的小孩子们很容易串连在一起玩儿，那时候经常能听到院子里传出来的欢快的童声儿歌。记得经常一起玩的一种游戏，我们分成两拨的小孩儿，也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一边排成一行，大一些的男孩子或女孩子站在中间，一个拉着一个的手，一边往前走一边唱：“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接着，对面的一排孩子也手拉手的一边走一边唱：“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然后就是“被要求的小孩子”站出来比试“本领”，直到一个对一个的比试一方将另一方取胜。除此，我们还经常玩什么怕毛片啦，弹球啦，捉蛐蛐啦，抽冰猴啦，藏蒙个啦，跳房子啦，踢罐电报啦、放风筝啦等等，这些玩意儿，对现在的小孩子们来说，有的也许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如果说要看爬墙头的本事，还得说我们小时候经常晚上玩的那个“侦探逮贼”，那个当“侦探”的一方要想捉住眨眼翻墙不见的扮“贼”一方，没两下子根本就捉不住。有一回，我们小孩子玩“侦探逮贼”，我一气儿爬过疙瘩楼的好几个院墙，然后藏到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疙瘩楼天花板的夹层里，结果，一晚上扮“侦探”的小孩子也没能捉到我。

　　四

　　在与我家住的疙瘩楼后院一墙之隔的是一家部队单位，一到周末或节假日，高墙那边的部队大礼堂里就放映电影，嗬，都是打仗的故事影片，什么《七天七夜》、《上甘岭》、《地道战》、《地雷战》等等，对我们这些男孩子吸引力真是太大了！因为那时候不象现在家家都有电视机，而且到电影院看电影对我们小孩子也是挺稀罕的事。于是，我们爬墙头的“本领”派上了用场。当我们得知墙头那边的部队礼堂晚上要放映电影了，就早早吃过晚饭在疙瘩楼后院玩耍等待，天都黑了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一个接一个爬墙头上去，然后就象跳水运动员似的从几米高的墙头跳下去到那边院落，当然也有胆子稍小一点的孩子不敢从墙头上跳，就借助靠墙根的小树溜下来。到了放映电影的礼堂，一看电影已经开演了(我们知道，电影开演了里面的叔叔就不会再管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从礼堂侧面的一扇小门钻进去，猫着腰快速跑到电影银幕前面席地而坐，美滋滋地看上了一场不花钱的电影。其实，我都没注意到，由于爬墙头时我的两腿膝盖上都磕破了皮，直流血。夜里看完电影回到家，家大人用温水给我洗胳膊腿时直喊疼，这才知道两个膝盖都磕破了，“你这孩子，这是上哪疯去了！啊？……”这下子，少不了挨了家大人的一顿数落。

　　好在在我家住的疙瘩楼旁边的院二楼上就有一家私人开的诊所。家大人担心我这磕破的膝盖会感染，就就近带我到这家诊所看一看。开诊所的医生是一对夫妇，屋子里很干净，桌上摆着许多药品和奶白色的小柜子，还有一张小床、屏风啥的。我已有过前事之师，在防疫站打预防针我就躺过这种小床，知道只要医生让躺到这个小床上，一定是要被打针的。于是，我尽可能的不朝那小床靠近，医生叔叔和阿姨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笑吟吟地抚摩着我的头，亲切和蔼地说：“小朋友不用怕，不打针的，咱们上点药就行了，好不好？”“好，好！”我一听高兴地差点蹦起来，伸出大拇指举得高高的。还真是的，大夫给我的膝盖伤口消毒清洗后上了些红汞，很快伤口就结痂了。只是我太顽皮了，结痂的伤口痂还没掉，我的膝盖又磕破了，老伤未愈新伤又增，如此三番两次好象家常便饭一般，以至直到今天，我的两腿膝盖上都还能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疤痕。

　　五

　　我们疙瘩楼的小孩子们确实顽皮，但是他们也确实能够帮助大人做许多事情，譬如买菜买粮食等等。我们家住的隔院是菜店，再往前过几个院就是粮店，买粮买菜虽然方便却经常要排长队，因为那时许多吃的东西都凭本凭票供应。夏天天气多热，菜店门口一早就有居民排长队，人太多时还发号，排在后面的有时就买不到了，好不容易排队挤了一身汗买到的菜，也不过是西红柿、小白菜啥的，紧张的时候一家一口人仅供应一两菜、一两鱼，四口人才买到半个茄子或一小条鱼，哪象现今的超市，无论什么季节啥样菜都有，随便择随便挑，应有尽有。冬天天气多冷，一说粮店来“山芋”了，排长队的人从粮店的小院子一直排到马路的便道上，而且是凭粮本人口供应，你要是不去排长队买，你就买不到的。这时候，我们小孩子有了“用武之地”，个头大一些的小孩子参加到买菜买粮的排队队伍里，个头小一些的小孩子爬上墙头居高临下便于观察，发现有人“加塞”，就大声喊叫“后面排个去！后面排个去！”因为这个，没少发生吵架纠纷。

　　你说那年月蔬菜啥的虽然供应紧张，而许多小孩子对菜店的蔬菜从没有非份之想，夏天时候经常下大雨，路面上的积水一、二尺深，水面上漂浮着黄瓜、豆角等，那都是菜店的，我们小孩子淌水玩时，把浮在水面的蔬菜一一拣起来交给卖菜的售货员，没有谁拣到手后拿回自己家去。冬天里菜店要存放大白菜，没有地方放，就码放到与我家相邻的院子里，大白菜一放占了多半个院子，上面盖上绵垫子，无论白天晚上，小孩子出出进进的玩，没有谁顺手牵羊拿一棵大白菜给自己家里。那是公家的东西，公家的东西不能摸不能拿，否则警察会把你逮走，关进小黑屋里去！家大人们都是这样教育吓唬小孩子的。

　　六

　　“文革”时期，在疙瘩楼看到的情景，几乎是一夜之间的天翻地覆。

　　已往爬墙头玩耍时觉得神秘不可测的一幢幢高墙深宅，转眼间，成了一群一群小孩子你来他往如履平地的场所。我清楚记得，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子爬上一个很高的墙头，那院子里面有好几株果树，其中有的梨树、海棠树上都结了果子，小孩们伸手摘下几棵果子搁在嘴里一咬，又涩又酸，显然是果子还没长熟，于是，咬过一口的青果子都随手扔到了地下。

　　不知是谁人发起的，我们疙瘩楼的一群小孩子三五成群也自发组织参加到扫“四旧”的行列。干什么呢？一群小孩子每人手里拿着把改锥，站在马路路口，一看见有骑自行车的迎面过来就拦下，专门用改锥抠掉自行车上的商标牌儿，凡被认为是“四旧”的，被这一窝蜂小孩们围攻拦下的无一能幸免。我家里，我父亲骑有一辆老“富士牌”自行车，马路上“启车牌风”一起，我们小哥几个没等我家这辆老“富士牌”自行车出疙瘩楼院门，就麻溜地把自家这辆自行车的“富士”牌牌抠掉了，自家先扫除“四旧”了，省得到马路上再让人家来一次“革命行动”了。

　　1968年未，因变故，我家搬出了疙瘩楼。我们家在疙瘩楼的生活，前前后后整整有十个年头。

　　一位歌唱家回忆儿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如果给我能量，我一定还能生长。

　　在疙瘩楼和曾经居住在疙瘩楼的居民中，还有许多许多美好的故事，它会永久地存在曾在那里居住过人们的心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