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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8岁的付绪林未曾设想，他的创业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被击得粉碎：到深圳打工的第24天，意外的工伤使他永远失去了右手。在向老板索赔的岁月里，付绪林的生活一度陷入了贫困。说起这段往事，付绪林有些心绪难平。
在2001年2月20日的研讨会上，周立太律师显得比付绪林还激动。眼下，他手上有600多个打工仔工伤索赔的案子，付绪林只是其中一例。他说，每年仅深圳因工致残者就超过一万人，且大部分是外来打工仔。这当中，90％以上的人既失去劳动能力又得不到合理赔偿，生活毫无着落。相比之下，付绪林是幸运的。在周立太的无偿法律援助下，小付得到了17万元赔偿。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看来，超过深圳人口80％以上的外来打工仔，是这座城市“金字塔”的坚实底座。但是他认为，这部分人的社会贡献与社会地位并不相称。
研讨会主办方代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认为，贫困的表现不仅是一些收入和消费的指标，它还是一种权利状态。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农民是贫困人口，现代都市中那些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受教育保障、收入又极为低下的打工仔，也面临着贫困问题。只不过因为远离本乡本土，在城市中又属于“边缘人群”，他们所处的困境被忽视了。
“农嫁非”妇女（嫁给非农业人口的农村妇女）是另一种“边缘人群”，她们也受到了研讨会参与者的关注。河南登封市妇联刘爱芳女士讲了当地农村6个“农嫁非”妇女的故事。由于户籍制的限制，她们本人及子女的户口很难随丈夫迁入城市。而另一方面，“村里人说我们是嫁到城里享福去了，在向村里要地，岂不是两头沾光？”
“农嫁非”妇女、“招婿上门”的妇女、离婚妇女、丧偶妇女等等，刘爱芳和长沙市妇联的陈准莲一道，总结出了农村几大类“边缘妇女”。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这些妇女在土地分配上受到明显歧视。中国妇女报记者陈本建曾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她发现，从责任田得分配，到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再到土地入股分红，上述妇女的种种土地权益都受到严重侵害。承包开始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在许多地方持续了将近20年。失去土地的农村妇女几乎毫无例外都成了贫困人口。
专家们认为，过去十几年，我们在扶贫上花了大力气，也取得了大成就。今后，政府部门能不能多重视一下“边缘贫困人群”？多给他们一些扶持呢？ （彭俊 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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