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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大学东村一排幽静的平房里，住着一对院士夫妇，他们就是著名化学家何炳林、陈茹玉。银发如雪、乐观开朗的何炳林先生，一谈起２０年前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情景，更加精神矍铄：“时间很久了，一些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但当时的心情记忆犹新，激动人心啊。”１９７８年的春天，和风煦日，万物复苏。作为天津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何炳林和杨石先、高振堂、余国琮一道，赴京参加首届全国科学大会。“‘文革’之后，国家举办这样盛大的科学大会，让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希望。”老先生娓娓道来，“大会汇集了数千人，各条战线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科学种田模范，以及党的科学事业的干部都来了。会场气氛热烈，大会向优秀知识分子颁发了奖品和证书，我一人得了六项。”科学，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早在１９７７年５月，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出来工作后不久，他自告奋勇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了一句空话。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１９７７年９月，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知，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将于第二年在北京召开。虽然不太清楚大会的具体内容，但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何先生夫妇奔走相告，欣喜不已。“‘文革’中，我被骂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段日子很乱，但我还是坚信事情会好的。”科教战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何炳林夫妇被迫离开实验室和生产车间。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实验台和功亏一篑的科研成果，有劲使不出，默默忍受着心灵和肉体上的种种摧残，渴盼着严冬过后，东风骀荡的春天。
１９７８年科学大会的召开，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带来根本性的转变，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的热情和勇攀世界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同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一样，何炳林热情高涨，心情舒畅，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再度焕发青春，把创造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作为自己的职责，把用科学知识造福于人民作为自己的追求。“这么多年，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把被浪费掉的１０多年的时间补回来。我顶着巨大压力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祖国。”科学本身具有一种喷薄的生命力，永远昭示着充满生机的春天。８３岁高龄的何炳林院士至今仍活跃在科研与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孜孜不倦地工作。他曾经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作出巨大贡献，现今又将目光聚
焦在医用和药用高分子材料领域以及反应性功能高分子微球方面，研究领域从原子弹扩展到“微球”，在国际重点和热点问题上奋力探索。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的生产车间和科研公司，经常能见到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带着博士生和博士后，忙着指导科研工作。
告别何先生时，他一直送出门外，并提醒：小心脚下的台阶。那种长者风范和宽厚的胸怀，让人十分感动。
祝愿何先生的科研世界，永远都是鲜花如簇、枝繁叶茂的春天！
■背景
粉碎“四人帮”之后，科学教育文化工作重新走上正轨。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科学和教育方面开始拨乱反正。１９７７年５月，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８月,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１９７８年３月和４月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此后，全国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马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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