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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站特约评论员文章：从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以来，日本公然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罪行的言行已经激起了亚洲邻国的极大愤慨，中、韩、日三国围绕着教科书修订的外交风波愈演愈烈。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报中、韩两国拒绝修改教科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方对此“极度不满”；7月10日，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国务会议上指出，韩国绝对不会坐视，将以“坚毅沉着的态度，竭尽所能地贯彻要求日本修改错误教科书的方针”。韩国官员甚至暗示，如果日本政府拒绝修改教科书，韩日在2002年将难以合作主办世界杯足球赛。
在此次教科书争议问题上，从森喜朗到小泉，日本政府都强调所谓政府观点和民间立场之间的不同，提出日本政府始终坚持对历史的反省态度，但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于教科书究竟如何编写，日本政府不便进行政治干涉，以此来搪塞亚洲国家。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日本在教科书修改问题上的“处心积虑”
日本的教科书修改问题可谓由来已久。从1982年开始，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就开始修订，并出现了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趋势。从那时以来，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针，从而为用右翼史观篡改和替代二战后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的“侵略史观”打开了方便之门。围绕着日本教科书问题，亚洲国家与日本在坚持还是否定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侵略事实方面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80年代爆发过两次较大的教科书争论。当时，日本将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让中国和所有的海外华人激愤不已。
90年代以来，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搀假造劣，表现一贯不够老实，但至少，“侵略”二字还保留在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1993年，中国和韩国相继开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妇”索赔问题，在学者和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一些当年的亚洲“慰安妇”挺身而出指责日军当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学者也在防卫厅检索到了日军当时组织慰安所的历史文件。这些事实都迫使当时组成联合内阁执政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承认了日军组织慰安妇的兽行。随后，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加进了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试图抹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事实和对亚洲国家所犯下的罪恶。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党议员和历史学家组成了历史检讨委员会，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为和各种兽行，在日本大量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论，散布慰安妇是自己愿意挣钱的“娼妇”等恶毒论调。
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为过去的侵略历史寻求开脱，始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和暗中的鼓励。日本的政府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否定侵略史观、追求按照所谓日本的“公正历史”修改教科书的重要推动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开扬言“侵略无罪论”；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然叫叫嚣“芦沟桥事件偶发论”。1994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的荒谬论调。1997年，防卫厅长官尾山静六也提出了“日本没有侵略亚洲邻国”的说法。而日本内阁主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成为日本官方对“战前史观”态度暧昧的集中体现。从1984年中曾根开始，日本内阁官员开始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到今年，小泉更是明确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事实上，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与民间右翼势力是遥相呼应、一唱一和。
文部省明里小修改，政治力量暗中大帮忙
日本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2000年4月就向文部省递交了它所编写的中学历史课本的纲要。该纲要在主题摘要中就已经露骨地提出了要回复“战前史观”的强烈信息。该纲要称，“学习历史就是要学习过去的人们怎么想，而绝不是要告发过去历史的不对与不公正”；如果“当时的人不认为那是侵略，那就不是侵略”。摘要中还说，“既然韩国的被吞并和被殖民化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好事，这就不是问题”；“ 占领南京时，由于当时的日本人提着灯笼排队庆祝，那就不是屠杀”。这一公然要为日本侵略历史彻底翻案的教科书，竟然完全得到了文部省的接纳。
2000年10月，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提交的中学历史课本提出了初步审议意见，要求作出137处的修改，但几乎没有涉及到该教科书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内容。新教科书完全去掉了“慰安妇”一词，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欧美统治下的亚洲”，并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吞并韩国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也变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变成了“东北亚事态”。这些论调，无疑是日本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最大侮辱。
送检的其他7家教科书出版社鉴于文部省对扶桑社的教科书采取这样的态度，也纷纷与之同流合污，在内容上与之看齐，从而使得此次文部省审定的8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成了篡改日本侵略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喊冤的作品。《产经新闻》在4月4日发表的社论中，对这一点特别踌躇满志，称“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改变了另外7家出版社的“姿态”。
在文部省审议期间，一直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左右着教科书的审定。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委员、前日本驻印度大使野田英二朗是少数反对这些教科书的良心人士，但最后，野田被驱逐出了文部省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本身具有鲜明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背景。该会成立于1997年，是日本100多名右翼自民党议员在1996年组成的“历史研究会”的下属组织。出版该会编写的中学教科书的扶桑社则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喉舌——《产经新闻》同属一家公司。文部省对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包庇和纵容，事实上是日本目前政治势力操纵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将这8本教科书合法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出版，代表了当前日本政坛所谓“主流势力”的意志。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和极度愤慨，在日本公开发售扶桑社和大坂社出版的两本中学历史教科书。
此次教科书事件性质十分严重
此次日本教科书事件性质非常严重，其恶劣影响远远超过了80年代以来所有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和亚洲邻国之间的争论。
首先，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打出了“新历史观”的旗号，是日本90年代以来，右翼势力企图全面否定侵略历史、回归所谓“战前史观”、或者“皇国史观”的具体表现。因此，它们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篡改和对日本青少年思想的毒害，已经远远不是局限在对个别史实的否认，而是要全盘否定日本曾有过的罪恶的过去，让日本的侵略历史合法化。
其次，这种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历史观”随着新版教科书的发行就等于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公众的认同。如果亚洲受害国再“忍气吞声”，其结果是：日本事实上推翻了战后对侵略战争以及给亚洲受害国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难曾表示过的“反省”、“歉意”等传统政策。日本政府再来表示所谓官方的“反省”政策不变，这不是虚伪又是什么？
第三，日本在思想上、观念上和心理上确立“新历史观”，无非是为了加速实现其“告别历史”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了给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去除自卫队体制而恢复所谓“普通国家”、实现日本“大国梦想”进一步鸣锣开道。日本想从“否定侵略历史”、“回归皇国历史”来获得通向未来的道路，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置亚洲人民过去遭受的苦难和今天受到的伤害于不顾，这样一个从里到外渗满了自私、偏执、冷漠和权欲感的日本，未来又会做什么？
第四，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是日本今天民族主义情绪躁动并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全面右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善良的中国人一直将日本篡改历史归结为一小撮右翼势力，但今天，日本社会的主体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观点。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出版以后，一时成为“畅销书”，在一个星期内，就卖出了8000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笔者曾在日本执教一年，自认为现代日本的民主改造、国富民安和整个国际关系的时代进步会使得日本终将难以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此次教科书争议中日本政府对亚洲国家正义呼声的冷漠、偏狭以及右翼势力的猖狂，都让笔者十分惊骇。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军国主义都曾是、并仍将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当日本民族主义泛滥之际，透过新版教科书，我看到了军国主义不死的幽灵又在“扶桑”大地游荡。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
（中国日报网站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朱锋）
（朱锋：国际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代表性专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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