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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被媒体披露的湖南嘉禾、广东电白、江西宜春、山东曹县等地区的高考考场舞弊事件都曾经轰动一时，在这一连串舞弊事件中，参与者涉及面之广、舞弊手段之大胆、事前谋划之周详、与现代通讯技术结合之紧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幸的是，党和政府对这些舞弊行为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查处措施，一批责任人被严厉惩处，考生和家长对此拍手称快。
然而8月17日，上海交大“招生黑幕”又浮出水面。所谓的“招生黑幕”，其实是一份从上海交大局域网里泄露出来的2001年高考《机动指标使用材料》，引人注目的是这篇材料共辑录考生131人，而他们的“委托人”则是大大小小各有来头的“人物”。尽管这份材料已经被上海交大解释为学校接受普通咨询的“工作名单”，但其中“委托人”没有一名平头百姓的情况，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猜测。
事实上，无论是考场上的公然作弊，还是在招生录取上的暗箱操作，两者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试图改变高考“游戏规则”使自己获利的一种努力。但后者显然更“高明”一些，不仅手法隐蔽，而且依托权势，既保证了成功率更降低了行事风险，最重要的是还看上去合情合理，家长托门路为孩子做“咨询”不是很正常吗？在我们这个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这种做法确实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要说高考，就是中考、小升初，又哪个不是家长发动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条子”满天飞？关键是高考招生留下了可能会造成不公和腐败的后门：以不公开的方式决定“机动指标”的做法虽然符合政策，但也难避“黑幕”之嫌；还有大学“特招”制度，也具有不公开和分数线无效的性质，当人们在大运会上看到一个个熟悉的运动员披金斩银时，才知道他们还具有名牌大学生的身份，这对于没有捷径可走、亦步亦趋走上高考道路的普通考生来讲难言公平。
我们每个人虽然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问题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很多，高等学院太少，就业压力太大。我们知道，中国只有12％的成人能够进入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远远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受高等教育不再是每个公民应得权利的情况下，谁有权得到有限的教育资源？只有通过公正公平的考试。于是，高考变成了一个机械、残酷的分选机器。而作为应试的一方，考生为了为自己赢得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文牍主义泛滥成灾，所有的思想火花和创造力都淹没在高考厚厚试卷里。一篇《赤兔之死》尽管把“诚信”跑题成了“忠诚”，但仅仅是文体上的新颖已经让大多数人感到惊喜。
尽管现行高考制度被认为存在诸多弊端，但在其被取代之前仍必须保证公平。如果不改变可能影响公正的高考招生方式，如果缺乏有力的社会监督，作为衡量学生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标尺的高考，很可能会演变为衡量考生家长社交能力、衡量官员活动能量的一把尺子，更可能成为某些人攫取私利的工具。那样的话，高考将跌入悖论，失去它应有的公信力，变成一个空谈“诚信”而诡行“舞弊”的笑话。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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