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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里的父亲，背着儿媳设法与儿子取得了联系。父亲把甘肃警方的话转告给儿子，真心希望儿子能回来交代问题。他动员儿子主动坦白，争取得到从宽处理。父亲的真心规劝，还真起到了作用。刘西里迫于公安机关的压力，于6月1日，从长沙市给张永辉挂了一个电话：“我是刘西里。我决定自首，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要保证我父母和妻子孩子的安全。”
张永辉在电话里回答：“我代表自己，也代表甘肃省公安厅向你保证，只要你肯于自首，我们不但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对你也绝不追究刑事责任。”
刘西里说：“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我相信你们不会骗我。”
张永辉说：“希望你能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帮助公安机关尽快侦破偷盗宝塔案。”
刘西里说：“我已经将自首书直接寄到华池县公安局了，估计你们回去也就能收到了，自首书里有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
白杰、张永辉马上将此情况，向公安处和县公安局做了汇报，告知家里一旦收到挂号信就立即拆开。同时，分安处也命令他们立即返回。6月11日，白杰、张永辉及干警们，离开河南省南阳，返回到甘肃庆阳。他们到家后，12日，便将南阳之行向公安处做了汇报，公安处领导又将此情况汇总后，前往兰州，向省公安厅汇报。
就在干警们在南阳前线泥里雨里地奔波，吃不好、睡不实，又要为有限的差旅费而担忧，差不多顿顿都泡方便面时，华池县公安局的大本营里，从下到上也都在为案子的事而昼夜难眠。特别是县局领导，更是坐卧不安，一座重达十几吨、高达十几米的宝塔，竟然被文物贩子分两次盗走。甘肃的警察、华池县的警察都干什么去了？难道还不如一个杵在庄稼地吓麻雀的稻草人？
不管别人是怎么看的，局长脱万里就是这么看、这么想的。案发后，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一天24小时，与办案干警保持着热线联系，发出指令，掌握进展，敦促家里尽可能多地提供一切对破案有用的信息。
盗塔案的发生，尤令文物界感到震惊，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逐级向上级汇报，不知怎么就被新闻媒体知道了。一时间，甘肃的报纸、电台都对此案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最后竟上了中央电视台，全中国的观众都知道了。
5月24日，甘肃省副省长对此案做了批示：“请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报道并协助查堵，防止出境。请省公安厅关注此案，请示有关省协查，文物局要总结教训，对省内偏僻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工作摸查一次，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办法。”
中央领导也对此案相继做出指示，要求坚决侦破此案。
早在中央领导批示及中央电视台报道之前，甘肃省公安厅厅长就已多次过问此案，并表示省厅在人力、物力、经费等方面，也要尽力协助。他在一份关于此案的进展情况报告上批示道：“此案不破，给人民、给历史都是难以交代的。”
省公安厅副厅长，奉命组成由省厅五处、十二处精干领导及侦探参加的专门班子，奔赴庆阳、广州，和庆阳的干警们合兵一处，共同侦破此案。各级领导从历史的高度，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这一宝塔失盗案给予了特殊重视，这也使基层办案干警分外振奋和激动，所有奔波劳累、被误解、受指责，都被神圣的使命感所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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