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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厅长，您写的《解读李真之死》12月12日在《人民网》上发表以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与李真之流同流合污是你从政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笔。而在高压态势下，保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崇高的党性准则，着实不易。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您是如何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的？可否结合您的从政经历谈一谈。
张成起：我注意到，李真的案子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案发前议论纷纷 ，案发后就是人死了还在街谈巷议，那是因为李真并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犯罪的典型。就当前已经公开查处的经济犯罪中，论职务，李真不是最高；论犯罪金额，不是最大。社会之所以如此关注此案，是因为李真是“河北第一秘”，他自称他的权力要大过任何一位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他是一个秘书乱政的典型。
李真是从张家口出来的人。我是1968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张家口工作的，至1992年初才调离张家口到廊坊市委任书记。在张家口的24年中，在地县领导岗位上工作了近16年。1997年11月调任河北省审计厅厅长至今。算起来我在廊坊和审计厅又各6年左右。所以当我被莫明其妙地调离廊坊时，我在一首小诗中写下了“六度寒暑三思过，一身正气两袖风”的句子。
李真在河北权倾一时，确实曾想拉我进圈子，他几次说：“咱们都是张家口出来的，你有事尽管说，今后相互之间应多加照应。”我最终没有陷进这个黑色的圈子内。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暂时先抛开理想、信念不讲，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做任何一件事也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何况自己还是一名有30年党龄的党员。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从政是我为人从政的道德底线。我不可能为一己之利和一时之“荣”去搞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不可能为攀权附贵去无原则地投其所好；更不可能昧着良心去骂一些善良的人而丧失人格。
记者：据了解，您曾在1999年的“三讲”教育活动中对前河北省委书记、当时任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拍案而起。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成起：确有其事。为什么我拍案而起呢？他在“三讲”自我剖析稿中，第一稿写的不深刻。因为我是省委委员，又是一个省厅局的党组书记，按当时“三讲”中的规定，有资格参与对省级领导的自我剖析材料的评议。我对他的第一稿有个评议，而且我这个评议不仅是书面的，而且是署名的！不仅签了名而且还按了手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光明磊落。我对程维高的工作该肯定的肯定了，但是对他的不民主作风问题和其他别的一些问题我都上了我书面评议材料。使我想不到的是，在程维高自我剖析材料的第二稿中竟然出现几句这样的话：1997年底，有两个年龄并不大的市委书记因为不讲政治、不讲原则、不讲团结、不能稳定大局，所以我对他们作了职务调整。当时调整的几个市委书记中，除了提拔的，再往下有两个是交流到其他市仍任市委书记的。真正调整的就我和另外一个人，这等于点了我的名了，那当然我不干了。说我不讲政治，这可是个重大原则问题。我写了一封《致省委一封公开信》，明确质问程维高，当时是不是因为这“四不”的理由免的我？我就想跟你当面谈。抛开别的不谈，就一个“不讲政治”，我就党籍难保，我要为保党籍而“战”。我要当面问一问程维高：你什么时候发现我“不讲政治，不讲原则，不讲团结，不能稳定大局”的？这个“四不讲”的人怎么当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审计厅是干什么的？不讲原则的人当审计厅长？任命我当审计厅长的时候，你既是省委书记还兼省人大主任，无论是党内定还是人大履行法律程序，都是你程维高一手操作的。你明知道我“不讲原则”还把我安排到审计厅这个位置上，这是不是用人的重大失误？这是正话反说。信发出后，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明确表示这绝不是省委的意见。接着我又直接找到了当时中央驻河北的“三讲”巡视组组长阴法唐同志，他不希望我和程维高当面谈，表示由他向程维高转达意见，我同意了。后来程维高自我剖析材料的第三稿他不仅把这段删了，而且加了一句：看来我在用人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尊重社会公论。这个东西不是争个人是非问题，因为你定性给我定的很严重，我不讲政治就等于我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后来他不仅把这句话改了，而且还委托省人大的一名常委给我打电话表示正式道歉。
记者：最近我们到廊坊采访，看了廊坊开发区，看了廊坊的市政建设，所接触到的人中都不时地提到了您，对您的政绩和从政为人都十分敬佩。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程维高死死盯住您不放呢？
张成起：这个事情一开始我也莫明其妙，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不外乎这么几条吧：
一是程维高在河北用人以人划线。因为程维高与他的前任书记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已势不两立，而我是他的前任离任前提拔的最后一个市委书记，所以我就成了他盯防的重点人物。为了寻找调整我职务的理由，仅1997年一年内就连续对廊坊市市委的班子进行了三次“考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可想我当时工作的难度。1997年的7月份考察完了以后，程维高找我谈了一次话，到他办公室，你知道是怎么谈的？当时他是和省委组织部长、纪检书记三个人一起找我谈的。一进门我心里就乐，心想对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干嘛摆这么强大的阵容？他说通过几次考察，普遍认为廊坊这几年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廊坊的广大群众对你这个市委书记是认可的。跟你谈话的目的就是你注意一个问题，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原则性要强。实际上这只是表面上一种虚假的安抚，真正实质性的话是“重大政治问题上原则性要强”。什么是重大原则问题？怎么才叫强？无非是逼我表态站队。最终到11月份，仍在讲不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我调整了。
程维高总认为我是某某提拔的人，为这件事我还真的和程维高正式交涉过。我不交涉别的，我只想把这件事说清，我不存在和谁有什么特殊关系的问题，我说“程书记你想吧，如果我和某某同志有特殊关系，我不会在他手下当9年的地委副书记，当时省委提拔我当廊坊市委书记的时候，河北省所有1983年提拔的地委副书记就剩我一个了，绝对不存在谁是谁的人这个问题”。最近省人大一位领导跟我讲：“为你这个事我和程维高疏通过几次，最后程维高说，你别跟我说张成起了，我已经等了他6年他都不表态。”这是原话。要我表什么态？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事了。
二是不排除一些经济因素。有人善意地劝我与程维高搞好关系。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能不想这些事吗？至于在搞好关系的问题上，我得算个“成本账”，成本太大了，大到人格、大到良心，已经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这种事我不能干。比如1997年他儿子程慕阳曾直接找到我，他要承揽廊坊市开发区会展中心的内、外装修工程。这个工程投资是两个多亿，当时主体已经差不多完工，内外装修在一个建筑工程里的资金量要比主体多一倍，当时我就没给他。我知道他不是搞建筑的。当时我想的比较简单，他不是搞建筑的，如果我把工程给了他，出现质量问题，和他打官司我打不赢。当时我软软把他回绝了，我说我这个工程谁干都行，但是我自己定的规矩我要遵守，开发区的工程一律采取招投标，你要有资质你招投标去。最后我可以照顾你，照顾到什么地步？假如投标竞争到最后，有3家不相上下，用谁都行的时候，我说一句肯定给你。我知道他连投标的资质都没有。现在我想当时幸亏没有把工程给他，一给他不仅是工程质量问题，而且把他的工程队引入了廊坊建筑市场，很可能会引起混乱。作为市委书记，第一我要挨廊坊人的骂，第二有人要问，张成起你是不是受贿了？我说不清呀。
记者：从政多年，能否谈一谈您从政的愉悦和烦恼？
张成起：我从政时间确实比较长，如果从1976年任副处级职务算起应该快30年了。从政中最高兴最愉悦的事就是当你离开一个岗位和那个工作过的地区以后回头看时，这几年你确确实实的为当地的老百姓办了点实事，而且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事情。我现在回头看，包括在沽源县、在张家口，当时都是副职，发挥的作用还是和“一把手”不一样。到廊坊后是“一把手”，现在回廊坊看到廊坊的变化，当然廊坊的变化不是哪一任的事，既有前任的基础，也有后任的努力，但是看到廊坊的开发区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小有名气。廊坊的城市建设由一个小镇变成现代化气息很浓的城市，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很高，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回顾从政这么多年，我办的错事、蠢事也可能不少，但绝不做坏事。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和诱惑，绝不去弄虚作假，干老百姓骂娘的事。比如把数字搞假点搞大点，多出点“政绩”，多出点“经验”，不仅老百姓想起来会骂你，说这个小子就是为了往上爬，而且还给后任留了一个烂摊子。从政的成功应该是两件事：一件事是看你在位工作时，干了几件对老百姓有意义而且从历史角度上讲站的住脚的事；另一个就是你给后任留下一个什么工作基础。像我这样的人尽管看起来学历很高，职务也不能算低，但是我毕竟是农村出来的，现在包括我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大家子都在农村，所以我和农村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经常能听到农村老百姓在议论些什么，在骂什么，随时在提醒我从政应该干什么。
说到烦恼的事不在工作的难度，工作还能没有困难吗？而是在得不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最烦恼的事。我并不一定非要得到政绩的认可，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种理解，而且遇到难题的时候领导能够给你说一句公道的话。这个公正的话包括批评的话和表扬的话。不见得只有表扬才是公正。我在廊坊6年，最大的烦恼就是辛辛苦苦6年没得到几句暖心公正的话。离任时我几次要求与程维高谈一次，就连这个机会他都不给，很令人感到心寒。我为什么对现任省委书记白克明评价那么高？尽管白书记来得时间并不长，他能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谈，这使我很受感动。而且最后他跟你说几句暖心的话。如果一个人干几十年的领导工作，像我已经干了近三十年了，工作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就是工作失误的时候也非常希望领导能提示我一下。
记者：最近，花山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散文集《世纪梦语》，据了解，多年来您一直在县、地、市、厅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请问您是如何在繁忙的政务中坚持搞文学创作的？您的散文集中，除了有一部分是游记和工作中的思索、生活中的乐趣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过去的回忆。能不能谈点您对人生的感悟？
张成起：我虽然出了一本散文集，是省作家协会会员，还兼着河北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但对文学充其量是一个不合格的业余爱好者。我大学是学财经的，不是学中文的。参加工作后尽管曾搞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但作为写作纯粹是一种业余爱好。这个业余爱好当然有一个原因，在中学的时候我虽不是十分偏科，几门功课都比较均衡，但是我对文学、语文还是有一定的偏好。参加工作以后当过外贸局的业务员，当过政工干事，搞过一段宣传工作。一直到现在，我当了20多年领导，但文字从来没离过手。包括现在，机关文件我可以说一半以上出自我自己的手，有的全篇是自己动手写，有的是成页成页地改，成段成段地写，有的是我口述大纲，而且大纲口述的非常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觉得有些事很值得回味。尤其是到厅里以后，因为我现在是单身，家仍在廊坊，晚上业余时间比较多，我又不爱串门，晚上大部分时间看点东西，写点东西。写东西一个是有业余爱好有基础，一个是随着阅历的丰富想写的东西很多。文学创作和工作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不能说是必然的，但是还是有联系。“非典”最严重的时候，省委、省政府派我当督查组组长，到疫情最严重的张家口第一线，一干就是20天，回来以后就写过一篇《非典断想》，而且还获了奖。虽然我写的大部分是散文，但总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在里边，字里行间能表露出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写自己的生活，包括对自己过去生活、工作的一些回忆性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总结，总结的本身是一种提高。一个人要想提高，当然你没有实践不行，但是实践中总结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不会总结你提高不了。而总结是一个理性思考升华的过程。对自己是一种提高。机关文字是枯燥无味的，包括它的格式，包括它的语言文字风格，都是模式化的东西，很枯燥。而经常坚持搞文学创作的人，把文学的语言和风格移植到官方文字中来，会使文章更有生气，增强感染力。我觉得当领导的文字功底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机关的文字对外是一个门面，如果你厅长签发的文件出去漏洞百出，这很丢面子。除了这个以外，领导的文字功底是取得领导主动权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假设你看到下面给你写出来的东西不行，你明明觉得不行，但是你又说不出哪儿不行，说不出怎么写才行，这是不允许的。我过去搞文字时就怕遇到这种领导，他说不行你回去改吧，但是改哪儿呢，怎么改？领导不给你交待，有时候改5稿他还是说不行。我当领导就力图把它搞清，从文字的一开始来龙去脉、大纲小目交待得一清二楚。还有的时候你急需要一篇东西，现找文秘人员来写时间根本来不及，这时候你如果自己不能写就会非常被动。也许有人觉得搞创作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儿，这倒也不假。但是如果它作为一个人的一种爱好，如果这件事我就是很想做，一旦做成之后就会有一种成功感、收获感，就不感觉是一件太苦的事。同时通过搞文学创作，能够结交一些文友，这也不失为一大乐事。与其说苦，不如说乐。因为我总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业余时间，都会选择自己的业余爱好。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业余时间写点东西，总比整夜搓麻将、天天泡酒桌要好得多。
当然，作为文学创作，又要讲求一个“真”字，既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无病呻吟。记得到省审计厅工作一年时，我曾写过一首小诗，真实地记载和表露了1997年底我正在带领廊坊市的县委书记赴唐山考察的返程途中，得知我已被免除市委书记职务时的心情：“犹忆赴唐风雪归，途闻瘦螳有雀危。秉烛三更笔泣血，甘苦六载诉向谁。有寒有暑世千态，无怨无悔酒一杯。梦闻妻儿娇声唤，九天银河化泪飞。”这也算是对人生的一点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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