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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何时起，当一位官员说自己是什么学历时，总会引来周围众多怀疑的目光。而当中央各部委也开始对自己的干部投以这样的目光时，一场关于文凭的审查风暴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查出来的结果尚在人们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熟悉个中缘由的人士对此却给予了四字评价：肯定不止。当一个社会出现这样巨大的信任危机时，文凭腐败已经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因此它的解决可能只有通过下猛药才能奏效。
他们为什么造假？
今年3月，四川小县岳池推出了“干部文凭公示制”，具体做法是，干部更改学历时，先按程序送所在单位、乡镇党委或主管部门党委(党组)层层把关，再送组织人事部门办理学历变更手续。组织人事部门在对相关证件、档案材料、单位证明等进行初核后，对干部原学历和需要变更学历的就读院校、专业及学习年限、学习方式等内容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在干部所在单位进行为期10天的公示，并设立专门举报电话，安排专人负责受理和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
一位社会学家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调侃到，“这就是法律中的有罪推定嘛。以前只要看到一个干部，老百姓就先怀疑这个人学历是假的。现在政府也主动怀疑自己的干部文凭都是假的，文凭问题上，已经毫无诚信可言。”
学校：根子在干部
“治理文凭腐败很简单，只要把住学校这个口就行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他认为，学校无视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学术道德、随意进行利益交换，是文凭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
但一位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对此颇感委屈。他认为这是“现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对待干部要文凭、混文凭的事情，学校一味地挡也是很难办的，因为学校开门办学，需要主管部门等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部门，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学校是哪尊‘佛’也得罪不起，否则就有可能‘穿小鞋’。拿文凭换利益，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做，别人做，到头来不光项目没了，还被笑话为‘思想不够解放’。”
一个实例是，一位曾经给学校批过项目的部门领导曾经直接问他，花20万元能否帮忙搞到一个真的博士文凭。遭到拒绝后，这位领导把电话打到校长那里，指责研究生院“思想太保守”。
大学对于“干部学生”往往实行“宽进宽出制”——只要干部能想办法入学，一般就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大学里流传着这些特殊学生“课也不来上，考试让人代，论文靠挂名，答辩打招呼”的怪现象。一位大学教师告诉记者，比“文凭腐败”更离谱的是，现在的官员已经不再满足于硕士、博士，而是掀起一股“教授热”。“你上我们系里查查，足足列出了二十几个‘兼职教授’、‘名誉教授’，都是行业主管领导。尽管他们一年也不会来一次学校，但学校却要依靠他们的活动能量。”
干部：文凭是“门票”
面对这种局面，党建专家钟岩回忆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识到干部老年化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干部“年轻化”。当时，按“年轻化”标准选拔的干部大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年轻，二是有文凭，正如人们一度所说的“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这给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即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简单化地套用“年龄格”和“文凭格”这两项指标。
钟岩的说法得到了一位基层干部经验的验证。“我生于建国后，在学知识的关键时候，文革爆发了，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最宝贵的时光。参加工作以后，在乡镇摸爬滚打了20多年，我从一般干部一直干到镇党委书记，最后到县里任局长。40多岁任局长，当然希望能继续‘往上走’，可这时，一纸文凭却成了我升迁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因为国家有规定，县处级干部必须是本科以上文凭，而我仅仅是高中毕业。于是，我报名参加了省委党校在我县设立的函授班。3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我顺利拿到了本科文凭，也成功地从4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如愿提升为副县级干部，与我同期毕业的有100多人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说我的文凭是‘混’出来的，这一点都不为过。我拿到了本科文凭，却发现自己还是同样的知识水平，改变的仅仅是我的职位和履历表上学历一栏中的‘本科’二字。然而，干部们对此心照不宣，没人会检举你，也无法查处，因为得到的文凭是国家承认的，谁会管你是怎样拿到的，有没有真正学到东西。所以文凭仅仅是一个形式，是你能否提升的‘门票’。”
对自己的文凭有清醒认识的干部毕竟不多，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的干部假文凭已经集中在硕士和博士，只能拿本科文凭的培训班对于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在各种各样的函授班、研究生班学习的人中，任职于党委和政府的干部远远多于在人大和政协任职的干部。一位熟知内情的党校老师说，干部提高学历主要是为了升职，而人大、政协的干部再提升的可能性很小，积极性自然不高。
一定要唯高学历是举？
相比国外，中国官员的任职条件显然算高的。
在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的要求中，学历一栏是“高中毕业”，即只要接受过美国的义务教育就可以了。与此相比，中国对干部的强制性学历要求已经相当高了。
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调查，现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把学位等同于能力的现象并不鲜见，有地方甚至列出了“学位——官级换算表”：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有的地方大量选拔博士进入领导层，形成博士兵团，被媒体报道为亲近知识、拥抱科学。某市在编的博士就有82人，他们均担任副县(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某省副处级以上公务员中，已经有十分之一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顾海兵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把这称为“学历歧视”，郑也夫也认为，从理论上来说，高学历者并不一定适合从政。因为他们毕竟书生气重、工作经验不足。但在官员任用、提拔过程中片面追求高学历的现象却让干部必须给自己搞一个文凭，而对于他们来讲，再花几年时间进一次学校的机会成本无疑太高了。如果不考虑道德因素，最理性的选择肯定是通过一些不正常的渠道获得一个正常的文凭。顾海兵评价，“这就叫逼良为娼”。
专家们认为，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的传统理念。有专家表示，现在清理假文凭和“文凭公示”其实质都是“唯文凭论”。“如果文凭在干部升迁中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那产生‘寻文凭’的现象终究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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