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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主流人群的政策要稳定，特殊人群的政策可以微调
为着12年前的那个夜晚，44岁的阎梅仍心悸不已。
199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她被陕西省商州市板桥乡的计生队抓起来，推上一辆手扶拖拉机，顶着寒风来到15公里之外的乡卫生院，做“自愿”结扎手术。
在没有暖气的手术室里，医生打开她的腹腔。这时停电了。医生于是坐等来电。40分钟过去了，医生让护士点起蜡烛，开始做手术。此时，麻醉药效力已过。
阎梅说:“幸好我没有死。”
在当年，有阎梅这样遭遇的育龄妇女不在少数。那一年，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12年。
两个宝宝的惊喜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只生一个好。”
20多年来，这句口号在广大农村俯拾即是，甚至“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的极端标语也在个别地方出现了。
“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地区三孩，西藏80%的农牧区没有限制”，中国逐渐形成如此生育模型，并成为国际上人口控制的楷模。
转眼又过了12年，到了2004年。
2岁的儿子在身边蹦蹦跳跳，微微隆起的肚子已在孕育新的生命，幸福的上海妈妈陆颖芸，怀孕4个多月就在家里安心等待第二个宝宝的降生。
35岁的陆颖芸是上海一家事业单位的财务，和丈夫一样，都是家里独苗的他们忘不了童年的孤单。“那个年代还不提倡计划生育，同学、朋友家里都是兄弟姐妹成群，于是就老幻想要是有个妹妹、弟弟的该多好。”
今年5月，陆颖芸再次怀孕。恰好，新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半个月前生效，取消了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夫妇(如双方均是独生子女)必须间隔4年再生育的限制。
这个新条例在取消生育间隔的同时，也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涵盖到13种情况。
今年9月，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10多个国家驻沪总领馆官员做专题介绍，表明上海在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同时，不提倡丁克家庭，取消原先对婚后无子女夫妻在退休时给予一次性奖励的政策。
新举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有报道称“中国的计生政策即将做出重大调整”。与“只生一个好”对应的另一句话——“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也成了万众瞩目的话题。
微调从上世纪就开始了
要说起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属不得已。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不过，在这期间，中国事实上也在微调生育政策，如80年代中期，就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做了适度调整。
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新华社2000年报道说，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出台法规，规定均为独生子女的城镇夫妻，可以自愿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华社说,由于此前中国多数省份已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农村夫妻生育二胎,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多数独生子女夫妻可以生两个孩子。
2000年5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提出今后10年人口总数要控制在14亿以内，要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政策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宋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多数省份允许城镇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是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微调,这符合国情。
而农村的情况也与以前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已婚育龄妇女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包括结扎、宫内节育器、避孕药、避孕套、避孕膏膜等在内的各种短期或长期避孕方法。
所谓“知情选择”就是要确保已婚育龄妇女在选择避孕方法时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决定权，这是2001年12月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作出的明确规定。
本文开头提到的阎梅式的故事，慢慢听到得少了。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对计生工作者形象的描述:我们正从过去“可恨的人”、“可怜的人”变成“可爱的人”。
多数省放开了二胎生育间隔
最近，部分城市实行的取消生育间隔的新措施，实际上对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作了“更符合人性”的进一步放宽。上海不是第一例。
两年前的7月，湖南就对该省的计划生育条例做了调整，扩大了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范围。同年8月，浙江省也调整了计划生育条例，对生育间隔不再做硬性规定。9月，安徽省也出台类似举措。
2003年9月1日实施的新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按照北京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微调。旧条例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得少于4年,女方年龄不得低于28周岁”;新条例中修订为，依照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只要符合“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和“女方年龄不低于28周岁”两者中的任一条，即可生育第二个子女。
今年10月14日出版的《法制日报》援引张维庆主任的话说，各地方新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突出了依法行政、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合法权益的思想，普遍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制度，修订了各种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收费和罚款项目，如二胎生育调节费等。多数省放宽了二胎生育间隔，吉林、上海、海南三地取消了生育间隔。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人口学博士任远目前受命担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研究员。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根据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的规定，20年后，由于进入生育期的大都是独生子女，中国城镇将自然过渡到大部分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条件。
目前仅是针对特殊人群
专家认为，部分地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微调，有利于调整城镇和农村人口比例，减缓人口老龄化，提高人口素质。
以上海为例,连续11年的人口负增长后，劳动力结构日益老化，人口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型社会演进。早在1979年,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数量超过10%，提前全国20年迎来银发浪潮。
“从2006年起，上海劳动力适龄人口总数将逐步减少。届时，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巨大压力。”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说。
近20年来上海年出生人数峰值为22万，低谷仅为7万，专家预测新的生育高峰要到2006年才开始。
“年龄结构的多峰谷交错现象对教育、卫生、就业、医疗和养老等产生交替性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不利于上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复旦大学人口所所长彭希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压力之下，上海一直在争取积极的生育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告诉记者。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年的调查表明，15.17%的城市受访者希望生育2个孩子，而且生育意愿与年龄、文化和经济收入成正比，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最想拥有两个宝宝。
“从研究者的角度讲，最理想人口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地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周海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2002年上海举办的人口与发展论坛上，时任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周剑萍就曾建议:“建立人口出生公众预报制度，同时，取消对计划内第二孩的生育间隔规定……2010年左右达到生育高峰后，应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允许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张维庆表示，这样的调整仅仅是针对特殊人群。“我们讲大政策的稳定，大政策稳定就是说，主流人群的政策要稳定，特殊人群的政策可以微调。”
基本国策毫不动摇
张维庆的说法,实际上表明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会做大的调整。
媒体说，“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这句话出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之口。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沧萍表示：“这是于学军作为个人意见来谈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调研员顾海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于学军说这句话既非官方意见，也非个人意见，而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意见。他表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于学军尚未担任该司司长。
顾海路说，从目前来看，人口政策还没有松动的迹象。“计划生育是国策，不是我们政策法规司说了算的。如果有大的调整，那也是由中央做出决策。”
于学军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表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在还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我们现在正在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待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向中央提出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段成荣教授评论道，“比较一下最近几年的政策，其实没有松动。”
于学军认为，一些地方生育政策的变化只能说是在国家总的生育政策范围之内所做的微调，在政策上和指标上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并没有突破或超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原则范围。
想生不一定能生
虽然部分城市已经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生育二胎，但中国多数城镇年轻夫妻事实上无意要第二个孩子。
经济的压力、个人价值诉求的提高以及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等使得现代城市人有了不同以往的生育文化。“生育文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在心理上起着深层次的阻滞或推动作用。”彭希哲所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还在2000年，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100240名20至30岁的被调查者中，表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占69.9%。上海去年的调查表明，想要二胎的人也只有15.17%。
“以目前0.4%的总和生育率为基数,如果50%的符合者生育了二胎,总和生育率最多回升到1.4%-1.5%,仍然处于低生育率范围。可以肯定的是,上海不会在短时期再度扩大生育二胎的范围。”周海旺说。
新条例颁布之初，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了20649名现场访问者的18-30岁年轻人生育意愿调查发现，青年一代的生育意愿已降到20年来的最低，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1.10”，较20年前的“2.04”几乎缩减一半。
独自经营广告公司的崔丽是那种特别嚷嚷着要生二胎的人，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是不可能。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她终日忙于经商，儿子由外祖母带着，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老人已感力不从心，崔丽不得不每天抽出时间辅导孩子功课。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根本没有精力管教。”
最想要两个孩子的群体之一当数“海归”。年届不惑的李双龙留学日本11年，回国任教后带回了一双儿女。
虽然4口之家被朋友视为美满，但是李双龙却一脸疲惫。“教育支出成了国内家庭最大的一笔投资。尽管我们夫妻双方都是上班族，但经济和精力上的压力比以前大很多。”
独生子女奖励、独生子女家属医疗补助……李双龙发现和孩子有关的很多制度都和一胎制挂钩，“这和日本有很大区别。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可以享受单位的医疗补助福利，我们还得面临着孩子健康支出的压力”。
那么将来呢，按照任远的“过渡理论”，20年后，大部分城镇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条件，届时，中国会不会迎来人口猛增的高峰?
张维庆向媒体表示:这个我们测算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个孩子，从人口总量上来讲不会增加多少。第一，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他们结婚不一定都生两个，现在一个孩子不要的也多的是。第二，他们也不一定养得起。另外，城市人口只是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多，但对中国的人口总量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人口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管怎么说，庞大的人口，既是中国的资源，也仍然是中国的巨大拖累。
任远博士说，中国人口总数已达13亿，已经超过了目前技术条件下的社会承载力，致使人口、土地和资源的矛盾非常突出，且今后20年里看不到矛盾的任何缓解迹象。
任远透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等数十家单位正对中国人口的发展进行严密监测，未来人口在哪一年达到最高峰，各家单位的监测数据并不相同，但最保守的判断是在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5亿，在2043年左右达到15.5亿，不超过16亿。
不管怎样，人口近16亿的庞大数量届时仍将超过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承载限度，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悬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正是中国不能放松计划生育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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