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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个部委都这样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许多困窘的乱局，或都将在不知不觉中消弭
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这些项目总投资达1179.4亿元。国家环保总局的举动随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1月25日公开说:“过去我们查案都是只抓小的，不仅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这次我们抓了30个大项目，社会反响非常好。”他还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环保总局现在也动真格了，查处了一批违规上马的项目，非常好！”
中国环保事业由日本启发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步的。当时，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率家人访华，周恩来总理问起了当时在国际上有反应的日本公害问题。他意识到中国明天可能将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于是，举行了由中国高层领导人和有关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请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所率家属中、一位深知环境问题的名叫中野纪邦的记者，就日本公害问题进行了全面介绍。迫于当时的形势，记者在一间屋子里讲，其他人在另一间屋子里听，彼此不见面。座谈会后，又组织了讨论，主要议题是:如果中国出现类似日本的公害，该如何应对。
自此以后，中国对公害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1972年，中国尚处在“文革”的灾难之中，但是，周恩来毅然派代表团出席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从此拉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曲格平曾说:当时的中国，神州大地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们的思想被封闭和束缚，不愿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环境公害，认为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在这样风暴暴虐的年代里,环境保护的幼苗竟能破土成长,只能归功于周恩来的远见和魄力。
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国家环保局。后来，陆续在各级建设委员会里设环保科、处，专门管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事宜。
1989年12月2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2号主席令的形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分总则、环境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责任、附则，共6章。从这时起到整个90年代中期，国家环保局在地方极力推动的一件事儿，就是督促各地把设在建委的环保科、处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环保局。
再到了后来，各地的环保局都建了起来，环境保护法也日益深入人心。但环境保护的工作却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好做，许许多多的环保措施，也并不像设想中那么容易实施。
基层环保上下掣肘
其原因之一，是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目标与环保官员们不一致。环保官员们要保护环境，而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们要的是GDP增长的数字，而地方环保官员们的乌纱帽是拿在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手里的。
于是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一个高污染的项目要上马，环保官员们要么得制止它上马;要么得督促它先做好环境影响评价，配套好治污设施。这时地方父母官发话了:这个项目涉及几千万几个亿税收，今年内必须开工。由此，地方环保官员就可能不但要为项目开一路绿灯，还得帮着糊弄上级环保部门。
原因之二，是在一定的现实下，环保部门自身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公众利益发生了矛盾。
在20世纪末，甘肃、广东等省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曾盯上了环保部门收缴的排污费。
甘肃省的人大常委对于环保部门关于排污费使用情况的解释、辩解，当场直斥其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审议广东省政府关于环保资金征集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时，对省政府报告中“排污费的具体支出由各级环保部门提出使用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纳入本级年度预算，报经同级人大批准后按预算安排使用。”这样一段文字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清楚环保局的具体用款计划，谈何批准？省人大批准的政府预算只是20多个“类”级收支总数，从未涉足“类”以下的具体用款计划。
常委们更尖锐的意见集中在对报告中这样一段内容的审议上:“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全省1995年至1998年可将排污费用于环保部门自身建设的比例为49.6%，而实际拨付的比例为51.1%，高出规定允许的1.5%。常委们纷纷提出，政府应好好反省一下政策合理与否。常委们认为:将一半左右的排污费用于自身建设，只有政策依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环保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都明确规定排污费或超标准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规定:“征收的排污费，纳入预算内，作为环境保护补助资金，按专项资金管理。”“环境保护补助资金可适当用于补助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仪器设备的购置，但不得用于环境保护部门自身的行政经费以及盖办公楼、宿舍等非业务性开支。”
不能不佩服人大常委们的敏锐眼光和严谨思维。
向排污企业收取排污费，本是一项促使企业尽快改变污染现状的积极措施，收取的排污费用于环保，本可大大加快环境治理的步伐。
但是，就像计划生育罚款最后成了一些基层政府的可随意支配的收入一样，排污费也逐渐异化成了一些环保部门用于建办公楼、宿舍楼、接待等等的金库。由此，污染企业成了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猫和老鼠结成亲密联盟。污染企业掏钱买得了污染的权利，肆无忌惮地排污；环保部门也可以“已收了他们的排污费”来做搪塞的理由。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办公楼、宿舍楼豪华度仅次于银行;无数的老百姓身经严重污染而万般无奈，不得不一次次到北京上访，便是明证！
排污费成了污染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的粘合剂？成了污染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廊桥？如果污染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由排污费而结成的这种利益联系一日不解除，真正意义上的严厉而公正的监管关系便一日不能建立。当社会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后，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问题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作为必有地位
在中央部委里，曾经被公众只认作是财经专业部门的审计署，以自己强烈的责任感、无畏的大局观，一次次公开审计结果，一跃成为在公众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政府机构之一，审计署长李金华则成了口碑甚好、影响力极大的公众人物。
国家环保总局在公布了30个违法开工项目后，全社会好评如潮，涉及违法项目的地方和部门纷纷正面回复。解振华公开说:“现在看来，只要你严格执法，你自己的腰杆子硬，党委、政府、企业还是通情达理的。这样的行动，今后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好消息还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环境保护从以往的“社会事业”条目提出，列入“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题目下;中组部与国家环保总局已沟通完毕、达成一致:从2007年起，环保指标将被正式列入全国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这些措施，都将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
与审计相比，环保系统的工作将更直接地体现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如果中国的一个个部委，都这样大张旗鼓地严格履行起自己的职责，那现在许多困窘的乱局，或都将在不知不觉中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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