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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标准及细则正在紧张制定中。中央有关部门人士透露，新标准之“新”，就在于考核办法首次提出了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即不仅要看领导干部取得的政绩，还要看为取得政绩所付出的投入和代价，以切实避免不计成本和代价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在我看来，这一变化可谓切中时弊，抓住了传统政绩观的要害，当然是相当令人欣慰的。但它究竟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考虑到以往的经验教训，却又让人不敢过分乐观。
在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政府行为方面颇有独到之处的公共选择学派，曾用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由于政府官员不能把利润据为己有，加之他们一般无需为成本过高承担责任，因此和企业管理人员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同，官员则以追求规模最大化为目标，以便增加自己升迁的机会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这样就必然会使社会实际支付的费用超过社会应该承担的费用，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
将“政绩成本”纳入考核标准，说明中央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如这一方针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的话，无疑将能够有效地遏止目前广泛存在的为了制造政绩而“不计成本和代价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不良现象。但让我感到担忧的，恰恰是能不能“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不仅因公共物品成本收益的测定本身难度就很大，同时也是因为在统计造假已成为一种“官场顽症”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敢轻易相信他们上报的“政绩成本”是真实的呢？这里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如果GDP的数字可被大量注水，那么“政绩成本”被大量缩水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
标准正式出台之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统计造假问题，是绝对必要的。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在于人大这一最高权力机关作用的充分发挥。只要人大能够对政府的税收和支出进行有效约束，则所谓“政绩成本”的问题自然就化解于无形。因为政府的活动主要依赖于税费，约束了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就从根本上限定了政府的行为框架，使政绩工程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将“政绩成本”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标准，还仅仅是一个效果不是很确定的治标办法，由人大出面来扎紧政府的“钱袋子”，才是从根本上控制“政绩成本”，并将其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治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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