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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你做新闻办主任7年多了，在你眼里，中国的形象或者说叫“国缘”在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赵启正:中国的国缘是越来越好。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国际主流媒体所表达的中国形象不是一致的。各个报纸不同。不同时间不同，各个问题也不同。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很称赞，有的对什么都赞成，就是对我们的宗教政策不太了解。我们要注意主流的，所谓主流的就是传播最广的，有众多的受众的。因此我们每天在分析国际舆论，看到变化，抓住主流。如果你不抓主流，工作就没有针对性。
在网络时代，在信息泛滥时代，先有一个结论去找证据不难。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少数民族阿婆，90多岁了，吸了一辈子烟，不但没有受害，反而活得很硬朗。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但这不是主流。我们不能指望全世界都说你好，特别是不能指望对中国怀有偏见甚至有某些敌对情绪的人说我们好。但主流上说对中国的认可度是大大提高了。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中国记者提问比较四平八稳，外国记者好像锋芒毕露。你怎么评价不同的提问风格？
赵启正:我说的可能尖锐些。我在上海接触各国记者很多，我在世界各地被电视台采访也很多。外国记者很多的确咄咄逼人。他们采访的准备也是相当充分的。迈克.华莱士采访江泽民同志时，我当然事先要摸一摸他要采访什么。他拿出一摞纸，8开的9页，密密麻麻写满了。还有两本书，都是外国人写的关于江泽民的书。他说，我不能告诉你，要不采访时就没意思了。我说你告诉我大概，有好处，到时候咱们呼应紧密，他给我说了有90%的题目，但特别尖锐的还是没有说。他甚至连江泽民几月几日几时从上海到北京都知道。他掌握的素材非常好。
伊朗的一个交通部长一次在上海和我谈购买中国机车的事。我说伊朗的留学生在美国功课很好，和中国人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聪明人和聪明人的合作，一定能取得成功，还有其他一些生动的话。当时有中国记者在场。第二天，有的报纸就报道说“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等等，而另外一家报纸就把这些生动的话都报道出来了。有的报纸管得严，但至于严到这份儿上吗？也有记者偷懒的一面。再比如有一个泰国领导人游黄浦江，双方都有很多记者。一来泰国记者就把我围上了，我说中国记者你围他啊，结果中国记者围上去了还看我，说赵启正副市长我可以问吗？我说问啊，结果我们的记者就问人家到中国来有什么感想？这是最坏的问题，不动脑筋，你对他的历史，他对中国的态度一无所知。
《瞭望东方周刊》:你喜欢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中规中矩的还是富有挑战性的？
赵启正: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挑战性的问题往往是外国最关心的问题，你回答后容易得到传播。效果好。我们对外宣传讲究效果论。我们要尽量争取正面效果，避免负面效果。正面报道为主。但什么是正面报道有时候并不清楚。你就只认一个道理，就是问报道出来效果是正面的吗？什么是负面报道，我的定义是，凡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负面的报道。但不是因为负面消息就不报道。报道负面消息也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部长，你似乎有很多朋友。你的交友之道是什么？
赵启正:以诚相待。不要怕在别人、年轻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愚蠢。因为你暴露你的缺点，暴露一次就能克服一次，暴露一次无知，就能弥补一次，变成有知。交朋友是一种享受和愉快。不是说你送我一个领带就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在交流中你送我一个思想。要不然你会感到孤独。
特别难忘、特别特别的朋友，多了。比如汪道涵先生。1982年，我是工厂的工程师。有一些科技上的发明，有的简报就报道了，这样他就认识我了，就开始和我聊天，我们成了终生的朋友。这么多年，凡每年元旦、五一、十一，我们是必见面的。他是一个好读书的人，见面后第一句话总是问最近读什么书啊，你怎么评价，或者就是我告诉你几本好书，甚至他买了书送我回去读。
有一次他给我说，你怎么读书，怎么选书？我说去书店找啊。他说你脑子里没有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发现那个问题的书。再说新的领域的书你也可能不知道。怎么办呢？他说有一本杂志叫世界图书，都是图书简介，是一本高度压缩的读本。这个杂志后来没有了。我就到处去说，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现在恢复了，叫《中国新书》。一本书缩成一页，汪道涵说，你就可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先锋问题有一个了然，最省时间的。他教我一个读书方法，这个朋友就很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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