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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外国朋友呢？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赵启正:我认识的外国朋友太多了。70%的外国元首来中国都去上海。印象比较深的有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叶利钦等。叶利钦一上飞机，我就问我怎么称呼你。他说叫我同志。我说叶利钦同志，我读过你的传记。他问你对我哪段最有兴趣。我说你和老师吵架，也可能你违反校规了，老师说要建议校长开除你，结果你不但没让老师开除你，你去找校长把老师开除了。我问这样的俄国学生多吗？他笑着说，不多，就我一个，所以我当总统他们都没有。
我带领卡斯特罗参观宝钢时，他问产值多少、人数多少，我告诉他后，他心算了一下，说你这个数字不对，因为人均下来不是这个数。我就解释说机制改变了，绿化、清洁那部分人单算。后来他对我说，你下基层时要注意，“不要事先让他们知道，更不能事先告诉他们你要问的问题”。卡斯特罗还说，你问基层人员问题的时候，脑子里想一想，以防他们说的与情况不符。参观完宝钢，卡斯特罗说你们的经济的确是社会主义经济，办法也很好。向世界说明中国是很具体的，我向古巴说明中国时，通过事实把中国说清楚了。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先生。他1995年10月来上海访问，我陪同他专程去虹口当年欧洲犹太难民聚居区参观。他说，奥地利对不起犹太人，使他们避难来到遥远的上海，是你们救助了他们，所以今天我要来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当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他与周围的中国群众热情握手，情景十分感人，我也不禁热泪盈眶。克莱斯蒂尔总统还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而我则告诉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温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你认为应该怎样更好地打造透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
赵启正:这个制度，有的省和地方还正在建设，举行得不经常或者很长时间没有举行。发展得也很不平衡。这个我也不说一定要平衡。有的地方新闻多，有的少。但是有的新闻一些地方没有把它当作新闻。新闻发布会就是正面报道为主的主要措施。政府表达的事实是正面的，政府是信息的源泉，记者是接力棒，是电缆，是扩音器，这应该是政府求之不得的。我特别重视，可是推广起来并不容易。过去我们有新闻发布会，但是还没有形成制度和习惯。我力争一周一次，坚持下来，一周一次去年已经实现，全年共60次。今年我们争取一周一次半。这是国务院层次的，我做好了才能带动地方。
过去很多人不知道新闻办干什么的。安全部你不了解还好说，新闻办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怎么行？所以我们在培训上下了大工夫。去年硬碰硬培训了2000人，今年要达到3000人。不能在北京培训，我们上门服务，到西北、到东北。每个月都举行。我们请CNN老牌记者，你怎么刁难美国总统？也请白宫发言人，你怎么保护总统？知己知彼。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定州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作为记者来说总感觉信息提供得还是不够，政府主动发布新闻不够，我们感到特别需要政府新闻发言人出来……
赵启正:完全正确。也就是说，我们只培训局级干部还不够，还得向更高层次的官员提供信息透明的力量方面的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到，新闻作为一种软力量，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有独特作用。有的省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他们还不是很理解这个制度，不觉得这事很重要。有些东西你不主动、早发布，就要被动。你说等事情完了再发布，实际上可能这个消息早已传遍全国。你不讲故事，别人就会讲故事。你不讲真故事，别人就可能讲假故事。最后真假故事就难以分辨，使一个真实的消息模糊了，最后对国家不利。
事实证明，我们政府的各项决策或对于事件的处理情况只要及时公布了，一般都会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乃至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应该看到，现在政府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宣布已经比以前快了很多倍了。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有的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就宣布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及时反应也得到了中外记者的广泛赞誉。但是应该承认，仍有少量突发事件政府“说话”较迟，有的事件可能要拖上几天甚至上月。这里面原因很多，不一定是有意隐瞒或缓报。一个原因是事件的复杂性延缓了信息的传递速度。因此，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地方官员在情况不都清楚的情况下也要发言，知道多少，先说多少。
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突发事件的信息传递网络，以便事发地政府在事情发生后及时向上报告。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建设这一网络的有关细则，有望于年内公布，通知到省级政府。有了这个信息报告网络，突发事件报告的效率和责任将得到依据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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