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桥区芥园道上,一座崭新的高层建筑十分耀眼。这就是在卫生资源调整中新建成的天津市人民医院。
来这里就医的病人不仅对医院现代化、人性化、便捷舒适的管理服务津津乐道,大家还相互传颂着一位年过古稀、德高医粹的老专家:他曾为十余万病人诊疾治病,没发生过一例纠纷;做过大小近九千例手术,没出过一例事故;五十年从医经历,没收过一个红包;每年加班一百多天,相当于五十年看了七十多年的病……领导说他是优秀的医生,同行说他是医界的楷模,患者说他是救命的恩人。
他就是人民医院肿瘤科首席主任医师、国务院特贴专家、天津市劳动模范、十佳医务工作者、共产党员李维廉。
“我是人民培养的医生,一生都要用自己的知识报答人民”
72年前,李维廉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协和医学院毕业的父亲,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志向,毅然放弃了在协和医院作院长的选择,回到家乡福建莆田,开设了一个贫民诊所,专门为穷人治病。李维廉从记事起,父亲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惟医道以济世,从廉行以救人”的种子。为他起名“维廉”,就是希望他长大后子承父业,做一个“济世救人”的好医生。父亲的一言一行影响和熏陶着年少的李维廉。“济世救人”这几个字深深地铭刻在了他幼小的心上。
1950年,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李维廉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新中国火红的旗帜激励着他,抗美援朝的战火炙烤着莘莘学子的爱国之心,他拼命地学习,要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就在那时,李维廉知道了当时异常贫困的国家需要28个农民劳动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这在他年轻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先进人物钱正英来学校作报告,讲到旧时代的读书人都想“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用自己的知识来赚钱谋生。新中国的有志青年,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献给劳动人民,要改“卖”为“赠”。这一课,深深铭刻在李维廉的记忆中。他明白这一字之差,就是新旧时代读书人的分水岭。
党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在李维廉的心中筑牢了一生不变的信念和追求:人民培养的新中国知识分子,一生都要用所学的知识报答人民,服务社会。这成为他勤奋工作、竭诚奉献的原动力。
1955年的夏天,风华正茂的李维廉即将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就在他开始实习的时候,一场特大的洪水袭击了淮河流域。他怀着一颗报国为民之心,积极参加救灾医疗队,奔赴抗洪第一线。他满腔热情、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个个濒临死亡的患者在他的救治下重新站了起来。长时间的疲劳和超负荷的工作,李维廉累倒了,被送回上海,诊断为肺结核,由于延误了治疗,他的肺已经出现空洞,医生不得不为他切除了左下肺叶……母校的老师们痛心不已:他们的高材生还没有走上社会,就失去了一片肺!
来天津工作的几十年里,李维廉先后干过外科、职业病防治等工作。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全身心投入,干得出类拔萃,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他说:“干哪科都是报效社会,关键是要有过硬的本领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
干外科时,李维廉凭借扎实的知识功底和勤奋的工作精神,很快成为技术出色的能手。恰巧这时上级要求组建职业病防治科,医院派他去搞职业病。天津是个老工业城市,旧社会由于设备落后又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得职业病的人很多。1962年李维廉负责组建了职业病科,他还是那股拼命工作和认真钻研的劲头。他为了弄清病因病源,不管是铅中毒、汞中毒、矽肺还是尘肺病人,在精心治疗的同时,他还要下到患者所在工厂,调查职业环境,了解生产车间的卫生状况和劳动保护条件。为了丰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李维廉到北京的医院进修学习,找来各种资料研究国内外职业病防治经验,分析所掌握的病例的病源、病因,总结并撰写了《六氟化铀中毒急救》、《中西医结合治疗笨中毒引起的再生障碍贫血》等多篇论文,在全国职业中毒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
正当李维廉对职业病的防治取得可喜的成绩,要甩开膀子开创一番事业的时候,六十年代末,针对肿瘤患者不断增多,上级要求有条件的大综合医院成立肿瘤科,领导决定派李维廉筹建肿瘤科。李维廉还是那话:“行,不管干哪个专业,只要是病人需要,我都要把它干好。”
肿瘤科初创时,是个一穷二白的“三无”科室:一没人才,二没设备,三没病人。李维廉和他的同事们一切从头开始。他认定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必须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开拓发展空间。
肿瘤治疗要有必要的检查治疗仪器,医院一时没钱购进。李维廉手持乳腺癌疾病的普查报告,不辞辛苦地到各级领导那里游说、呼吁,争取拨款购买了必备的医疗器械。李维廉和他的同事们依靠这些不算尖端的仪器,凭着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开始了艰苦的探索。
为了尽快掌握中西医结合加放化疗综合治疗肿瘤的医术,李维廉拼命看书,翻译资料,学习中医,掌握放化疗剂量;加班加点出门诊、查病房、做手术,不断总结积累临床经验;针对单纯西医治疗肿瘤的不足,李维廉探索制定了“取两医之长,补两医之短”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略。李维廉说:“做医生的职业不能自以为是,做事要不知足,做学问要知不足。”靠着这种精神,李维廉在肿瘤医学的世界里一天也不停歇地进行探索和追求。在救死扶伤的医疗实践中,李维廉的医术一例一例积累,一点一点总结,一步一步提高,在肿瘤医学领域成为国内知名的专家。
齐齐哈尔市来了个姓张的患者,是个年仅25岁的小伙子,患喉癌住进李维廉的病房,因为自己知道了病情,忽然下肢瘫痪,李维廉分析病情,判断可能是由于病人的思想压力过重而造成癔病性的瘫痪。第三天半夜一点多钟,李维廉正在值班室休息,护士长赵佩文匆忙跑来报告说:“病人喉头堵塞,全身抽搐,快要窒息了!”李维廉一听,鞋也没顾得穿,拔腿跑到病人身边,此时病人呼吸已经没有了。李维廉双腿一跪,立即俯下身来嘴对嘴地给病人做人工呼吸。病人的呼吸有了节奏后,他果断地给病人切开气管,插管通气,病人慢慢苏醒了。李维廉和在场的医务人员,长长出了一口气。好险啊!稍一耽搁,病人就生命难保。病人抢救过来后,他又详细地为患者制定了手术、放化疗、生物治疗加中医药的综合治疗方案,有针对性地辅以耐心的心理治疗。三个多月,病人康复出院,下肢瘫痪也好了。后来,小伙子娶妻生子,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这个患者永远忘不了李维廉的救命之恩,常带着妻子孩子来天津看望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恩人。每次见到李维廉他都眼含热泪、激动不已,逢人便说:“是李主任给了我幸福的家庭和现在的一切。”
李维廉救治的患者越来越多,成绩越来越大。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李维廉参与了国际、国内范围的以提高疗效为中心的随机双盲前瞻性优选各种治疗方案的循证医学研究,先后发表了8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12篇论文和6项科研成果在国际肿瘤临床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维廉归纳出对癌症患者“四结合疗法”,即把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相结合、肉体治疗与精神治疗相结合、药物治疗与膳食调理相结合、去邪与扶正相结合,成为独树一帜的“李维廉治癌思路”。
五十多年来,经他看过的病人有十几万,他亲自做过的大小手术近九千例。无数垂死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得到延续,无数个濒临绝境的家庭在他的精心付出中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欢乐。李维廉欣慰地说:“作为共产党员,我努力通过自己的劳动服务于患者,就是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人民群众把生命交给我,只有以心相待,才能对得起这份信任”
在李维廉的心中,医生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天下最重、最神圣的责任———他承受着病人对自己生命的托付。“病人把最为宝贵的生命交给我,我没有理由不以心相待,这可是生死之交啊!”李维廉用自己的耐心、诚心和爱心实践着他“一切为了患者”的庄严承诺。
接触过李维廉的人都说,李主任没有专家的架子,他对所有的病人永远都是那么耐心细致、和蔼可亲,他待病人如待自己的亲人。他经常诙谐地对病人说:“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肿瘤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李维廉看门诊时有个特点———细,他太仔细认真了,看病历、问病史,不放过病人任何微小的感觉。同时,还以他特有的轻松幽默的语言开导病人,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对病人的每个问题都作详细的解释。经过李主任的“看”和“聊”,来时还忧心忡忡的病人没吃药打针病情好像已经轻了几分。
李维廉常说:“医生的时间是属于病人的。”几十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总是七点到医院,做起主任“不该做”的事:做卫生,然后到病房查看病人,询问每个人“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感觉有什么不好”“大小便怎么样”等等。赶上护士不在病人大小便,他会毫不迟疑地端起倒掉。他从来没有正点下过班,有时一天几个手术,不管多累,离开医院之前必定到病房走一圈,最后看一下他的病人。
按常理,病人出院,意味着医生的医疗服务完成。但李维廉不同,他有一个特殊的通讯录,记着每位病人的电话。处在康复期的病人会准时接到李维廉的电话提醒:该换什么药了,要注意些什么等等;已经痊愈的病人逢年过节也会接到他的电话:“身体怎么样”、“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多锻炼,心情要舒畅”、“有什么不舒服找我”,一句句关心体贴的话让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病人们既感动又感慨:“本该我们给李主任拜年表示感谢,可李主任总惦着我们,事情真是倒个儿了!”
李维廉眼中的病人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他心中装着所有的病人,尤其对贫困病人更倾注了格外的关心。
许多生活贫困的患者查出了癌症,往往拒绝治疗,生怕自己的病治不好又连累家庭,最后人财两空。遇到这样的病人,李维廉心情很沉重。他总是千方百计把他们留住,劝他们安心治病,为每个病人制定几个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由病人家属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选择。对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的,他也要想方设法。
这些年,李维廉在国际治癌领域已经很有名声。美国、法国、瑞士等医学科研机构为了把已经应用临床的治癌新药打入中国市场,需要经我国的医疗机构进行临床观察才能准入。他们选择了李维廉所在的医院,提供一些免费的新药试用。当然,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作为回报,李维廉必须对每一种药的使用情况做出跟踪报告,提供详细可靠的数据。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其实非常复杂繁重。别的不说,光是要填的各种表格就有几尺高。这件事,没有人指派给他做,他做了也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他还是做了,因为他有一批家庭贫困而又急需用药的病人!
李维廉忙啊!白天要忙手术、忙门诊、忙查房、忙科研、忙着指导科里的那些年轻的医生,或是被外医院请去会诊,做学术报告,但他还得挤时间去填那一张张表格,连一顿囫囵热饭都吃不上。看到这种情况,病人们感动地说:“这是李主任在用他的命换咱的命啊!”
河北区有一个女教师,十几年前曾做过乳腺癌手术,后来复发了。家属把她强拉硬拽来见李主任。她来的时候,胳膊肿得像根杠子,手肿得像吹了气的大胶皮手套,大半个身子已经不能动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她想放弃治疗。李维廉知道几年前她吃了“劳保”,丈夫下岗在家,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家里的储蓄早就花光了,上次手术的医药费还没报销。李维廉坚决把她留了下来。他循循善诱,帮病人解开思想疙瘩,每天为她用免费的药物治疗,大幅度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后来,她康复出院,能做简单的家务了。每提起李维廉,她都泣不成声:“多亏了李主任,那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啊!”
李维廉对病人好、对病人负责出了名,许多病人慕名而来。很多别处不收的高危病人,李维廉收;别人不愿做的风险手术,李维廉做。有人问他:“你不怕失手损害了自己的名声?”他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医院是个综合医院,具有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好,就不会出现意外事故。与病人的生命相比,自己的名声算什么?”虽然他常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来形容自己的心态,但只要病人需要,他永远会义无反顾。
一次,李维廉为一个乳腺癌患者进行手术,手术刀刚下去,患者出现了弥漫性血管内出血。他马上指挥抢救,但很快病人呼吸心跳就停止了。所有的努力也没能重新唤起病人的生命。护士们担心亲属们来了不冷静出事,劝李维廉不要直接出面。他不但没走,还亲自给病人擦洗干净,及时通知了家属。亲属们来了,李维廉言辞恳切地解释病情。毕竟人突然死了,不管他怎样解释,亲属们的冲动可想而知———质问的,谩骂的,找他要人的,大哭小叫,乱成一团。
一批,两批,三批,李维廉不厌其烦地讲。一直到午夜一点多钟,北京来了一批亲属,其中有一位解放军301医院的医生,听完李维廉的解释和治疗说明,看了化验单,转而握着李维廉的手连声道谢。他向在场的亲属解释说:“这种病例万分之一,临床称DIC,是病人本身原因引起急性凝血导致死亡,事前化验不出来,就是在我们301医院也是死亡。李主任的工作不但无可挑剔,还为我们的亲人想得更多。”家属明白了,有的握住他的手,有的还要给他跪下磕头,表达感激和歉疚。第二天,送来一面锦旗:“生者心慰,死者魂安。”亲属们通过这件事认识了李维廉的医德医术,口口相传介绍了好几个病人找李维廉看病。
“收了病人的红包,我的手会发抖。”
人们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的第二中心医院肿瘤科通过天津日报向全社会宣布“拒收红包”的承诺,倡议医务人员拒收红包,全市一百多名专家和医生联名响应。这一活动的发起人就是李维廉。
一个外地女患者因患乳腺瘤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后化验发现是乳腺癌,需要再做一次清扫手术。夫妇俩认为这是因为没给医护人员送红包,医生有意误诊的。他们听说天津二中心医院李维廉主任做乳腺癌手术一绝,就慕名来到这里。
一住进医院,丈夫就到处打听,请李主任开刀要送多少钱。同病房的病友说,我们一分钱都没送,人家李主任可不是那种人!丈夫不信,他想,宁可让钱吃亏,不能让人吃亏。我已经吃了一次亏,不能再吃二次亏。
在手术的前一天,他乘李主任找病人家属谈话的机会,把一个厚厚的信封硬塞到李维廉手里。李维廉严肃地说:“我敢肯定你上次的手术也并不是因为没送红包,那是技术原因。病人患了癌症已经够痛苦的了,我们当医生的怎么能乘人之危呢?这钱我绝对不能收。收了病人的红包,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手术时双手会发抖。”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可那位家属还是不放心,无论如何不肯把钱拿走:“您要不收下,我们就不在这儿治病了。”李维廉想,他们是让一些不正之风吓怕了,于是假装收下,把红包锁进了抽屉。
手术非常成功。一个月以后,病人出院。临走的那天,李维廉来到病房,把那个信封递到病人家属手里,亲切地说:“这可是你存在我那里的,现在该物归原主了吧。”这对夫妇简直不敢相信。病友们笑着说:“告诉你李主任不收红包,你偏不信,现在信了吧?”“人家李主任治的是要命的病,要是敞开了收红包,那钱能把他埋起来!可人家就是不贪财。”病人和家属只顾一个劲地点头,眼泪直流,说不出话来。
对于医疗过程中的红包现象,有人可列出很多原因,但李维廉始终坚定地认为:“这个红包,没有多少人是真心拿出来的。病人虽然给了你红包,但是你退给他时,他也是很高兴很感激。一个正直的医生,不但不应该收受红包,而且应该把这看做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李维廉不但自己坚决抵制红包,而且教育本科医务人员清俭为人,廉洁从医,谁违反了要受到严厉的教育和处罚。他常常拿着一张小纸片,给身边医务人员讲,作为医生,要做到具有“五清”品质:清贫、清高、清白、清淡、清趣。清贫就是生活简朴,安贫乐道,重事业、淡名利;清高就是以职业为高尚,做哪行的就爱哪行;清白,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看病;清淡,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跟病人沟通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清趣,就是志趣高雅,把幸福感建立在为患者解除痛苦的基础上。
他在全市率先建立起“三清一明”规章制度,即:让病人清楚为他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清楚为他服务项目的品位和价格;清楚为他治疗的规范方案及药品档次;所有服务费用每日清单公开透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李维廉的带动下,肿瘤科形成了良好的医风和形象,被评为本市和全国的先进集体。
早在十年前,年满六十岁的李维廉该退休了。福建老家的医院闻讯赶来,他们要以高薪请李主任去办一个肿瘤医院;深圳的医院知道了,说:如果过去给房子,年薪由你定,不过去兼职也行,一周去一次包机票,年薪十万;天津的医院知道了,要聘请他去做名誉院长待遇从优……李维廉不管答应了哪一方,不但是合情合理的,收入远比现在高得多。
当时二中心医院的领导诚心诚意地挽留他,希望他能继续做肿瘤科主任,他也舍不得离开他为之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医院,舍不得他倾尽心血建设起来的肿瘤科。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这里有我的病人,这里有我的事业。”一晃十年过去了,李维廉这面德高医粹的红旗,始终迎风飘扬,他还是精神抖擞地工作在无影灯下,还是像“白色旋风”似的从一个病房“刮”到另一个病房,把信心、欢笑和希望带给他的病人。
真情换真心。李维廉虽然拒绝了无数的红包,却收到了别人无法收到的回报。
一天晚上,他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回家,不经意发现,有一个人总是在他前后。李维廉纳闷儿,是遇见打劫的啦?他低头看看自己,不禁笑了。衣服是旧的,皮包是旧的,已经骑了四十年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哪点值得让人“打劫”呢?他忍不住下车问那人:“你怎么老跟着我呀!”那人嗫嚅地说:“您……您的车太旧了,我想跟您……换换车。”一说话,李维廉才认出来,这个黑瘦的中年人是他病人的家属。前几天,李维廉为他患癌症的爱人做了手术,手术相当成功。手术前,他曾把一个红包送给李维廉,被退了回来,他感到过意不去,看到李维廉的车子太旧了,特意买了辆新车,以此表示谢意。李维廉笑着说:“我这辆车骑着挺好,新车还骑不惯呢。”婉言谢绝了。
前些年还没改电子信号灯时候,有一段时间,李维廉奇怪地发现,每当他上、下班骑到一个路口,绿灯准亮。他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他又路过那个路口,正赶上年轻的民警下岗,两个人走个对面。李维廉向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民警笑笑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您救过我们同事爱人的命,从来不收红包。他把您的事跟我们大伙说了,我们都知道您是难得的好人,治病救人每天很忙,所以您走到这儿,我都开绿灯放行。”李维廉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忙说:“谢谢你,……这样做我怎么担当得起,还是按交通规则办吧。”从此以后,李维廉再经过这个路口时,民警就把开绿灯改成了举手礼。
李维廉的病人太多了,每天从早忙到晚,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时间一长,李维廉吃不消了,他毕竟是年过七旬的人了!
去年春天,李维廉为了给患者看病,连续六天没顾上吃中午饭;为了精心设计一个九十岁老人的乳腺癌手术方案,连续三天没睡好觉,可是每天还是照样看门诊、做手术、讲病例、搞科研。
这天上午,一连做了两台甲状腺肿瘤手术的李维廉下了手术台,腿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动步,忽然觉得天旋地转,身体不由向后仰去,幸亏身边的医生扶住,才没有摔倒。护士长抽血一化验:转氨酶1900!最后诊断是:急性戊肝。这是一种由于劳累过度、抵抗力下降感染病毒而导致的急性肝炎,需要立即住院作一步检查治疗。
李维廉累病了,住院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患者买了鲜花,去看望他们心爱的李主任,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看着躺在病床上病容憔悴的李主任,他们又是心疼,又是歉疚,感动地说:“李主任啊,您是为我们而病的,我们过意不去呀!”
“您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我们的健康,好好养病吧,我们需要你啊!”
“白求恩我们没见过,您不就是白求恩吗?”
甚至有些老太太结伴到大悲院烧香求佛,希望保佑李维廉闯过这一关……
面对人们的一片片真情,李维廉心潮难平,感动不已,他问自己:“作为医生,能得到他的患者的理解、关心和拥戴,这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吗?”
李维廉住了三个月的医院。为了使他彻底康复,出院时医生在假条上写着:“建休半年”。但他心里放不下将要搬迁的医院和随同搬迁的患者。出院第二天,他就跑去上班了。
现在,李维廉的诊室里经常出现一个“监管员”,名叫刘蕙,是经李维廉治愈的乳腺癌患者。为了保证李主任的身体健康,她特意从家里赶到医院督促他按时吃午饭。这是患者们想出的办法,也是刘蕙的志愿……一个一切为了患者、献给患者的医生,赢得的是患者衷心的爱戴!
这就是李维廉,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医生———“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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