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做的是伟大的事业，却不得不隐身于黑暗中；他们身为热血男儿，却只能敛去锋芒。战斗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在日寇横行的日子里，他们选择了最艰难的一种———地下党。
“想想那段岁月，自己有时也感慨万千。每天同志们都生活在紧张当中，有时真想上去和敌人正面干一仗，不过，党交给我们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同志们都努力去完成。”年逾八旬的我党当年的天津情报网副站长刘明华老人感慨地说。
在黑暗中，他们向工作单位的朋友隐瞒、向青梅竹马的恋人隐瞒，甚至向自己的家人隐瞒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通过关系打入敌伪内部；他们众志成城，身处封锁区，却打通了一条通往根据地的暗线……功劳簿上没有他们的姓名，这些无名的英雄们用自己坚定不移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信念。
反穿鞋子甩掉鬼子
【人物】张志鸿晋察冀边区公安处地下工作者
“当年有很多日军和伪军到处追杀我，我为了躲避这些追捕者，采取反穿鞋的方法逃避追捕，倒着穿鞋往前走，留下的脚印就是反方向的了。”老人边摆棋边说着，“那时，鬼子经常南辕北辙，找不到北，被折腾得直喊‘八嘎’。”
今年已经105岁的张志鸿老人依旧精神矍铄，曾任天津北宁公园园长，现正在天津铁路医院疗养。
张老先生的二女儿张玉俊从小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张老太太操着淳朴的乡音告诉记者：“那时我只有六七岁，从早到晚跟在父亲的左右，日军一般不会太注意小孩子，所以我就跑前跑后为父亲传送情报。记得我的父亲会到天津、石家庄等很多城市做贸易。”
1942年，张老先生转入隐蔽战线，开始了地下工作，在晋察冀边区公安处工作，主要任务是为根据地搞情报。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安平县郎任村商店老板，以经营一般商品为名，实为情报站兼买药品。
张老先生在平汉铁路东西来往穿梭，还经常到北平、石家庄、天津等大城市进货，俨然是大买卖人，日军伪军从来不怀疑这个商店，伪军闲暇时候，经常来店逛逛。他便通过这些人‘套’出情报，然后送到根据地。这些伪军遭到我军的伏击后，脖子挂着绷带还要来我的商店买烟抽，根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年过百岁的张老先生仍然是精神矍铄，当问起长寿的秘诀时，张老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图名，不图利，就能活个大年纪……”
除掉大汉奸王竹林
【人物】曾澈抗日锄奸团团长
1938年12月27日傍晚6时，法租界丰泽园饭庄门前，王竹林刚刚吃完饭，众人捧月般将其送出饭庄，被突然出现的三名男青年开枪打死。半年后，伪警察局代理局长阎家琦在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时称，刺杀王竹林之3名凶犯均被处决，他们均系本市素无正业之纨绔少年。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说起王竹林，他可是个“人物”，天津沦陷前为天津商会会长。1937年7月，日寇侵华，天津沦陷后，他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就参加高凌霨组织的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充任委员，兼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干起卖国投敌的勾当。
对这些汉奸，天津人恨得牙根都痒痒。刺杀王竹林的，实际上是活跃在天津的一个以“抗日杀奸、复仇雪耻”为宗旨的组织———抗日锄奸团。
这个组织是在1937年冬成立，团长曾澈负责总体策划，团员李如鹏负责组织，孙大成(字若愚，天津永安饭店少东)负责行动。该团初建时，仅有十几个人，至1939年春，已发展至60多人，其成员多为耀华中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据流传下来的资料表明，当时他们在现在保定道崇仁小学内成立了锄奸团骨干培训班，名义上是文化课补习学校，实际上是宣传抗日、研究抗战形势以及教授各种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的培训基地。
锄奸团刺杀了王竹林之后，伪警察局找不到丝毫线索。转年4月，日本宪兵队在英租界求志里、法租界天增里带走了3名青年，声称这3个人就是刺杀王竹林的人。两周后，3名无辜青年被秘密处决了。5月21日，伪警察局对外称，刺杀王竹林的3名“凶手”已经正法，轰动全国的“刺杀王竹林案”就这样了结。
用玻璃手榴弹打敌人
【人物】郭发科敌后武工队队员
20世纪80年代，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血溅津门》风靡大江南北，那一曲嘹亮的战歌，向人们述说了艰苦岁月里，共产党人坚持战斗的壮美诗篇。该剧的故事题材就是主要取自冀中第九分区津沽武工队。
人们也许很难想到，在河西区一栋普通的住宅楼里住着一位当年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敌后武工队员———81岁高龄的郭发科老人。
“当年在津沽大地上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武工队，津沽武工队和近郊武工队。这两支武工队就好像两把利刃，深深地插入敌人的心脏里，让敌人终日不得安宁。当时近郊武工队负责津盐公路以西，津沽武工队负责津盐公路以东到塘沽的地区来打击敌人，宣传抗日，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由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没有征粮和运送物资任务，主要就是发动群众，宣传和打击敌人，打游击战。当时我们武工队大约有30多人，几乎全部都是党员，全是各个部队的精锐。”郭发科老人告诉记者。
当年武工队活跃在敌占区，各种物资补给都很困难，武器弹药的补充更是难上加难。没有武器不但无法杀敌，更不可能保护自己，武工队员们根据这一形势，开动脑筋，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就这样出现了。
“当时，手榴弹可是武工队的宝贝，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用上军工厂生产的手榴弹。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就发明了‘玻璃瓶手榴弹’，在瓶子里装上炸药，使用原始的点火办法来打击敌人。虽然这个比真正的效果要差，但一样可以打敌人个‘满脸花’。”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地笑着。“那个时候日军是武装到牙齿，而我们甚至还在用火枪。不过，敌人也很怕火枪，那个东西，一打就一片铅子儿，打到人的时候，全身都是伤，也厉害着呢！”
并肩战斗的革命夫妻
【人物】楚云、辛冬“天津抗联成员”
“不信世有三生缘，只因道同才并肩。回首风雨来时路，甘苦已过五十年。”望着这首十年前写的《金婚志感》，楚云、辛冬这两位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革命夫妻心潮起伏。当年只是20岁出头的天津“抗联”成员，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楚云原名李家辉，参加革命后化名为楚云。老伴儿辛冬，原名叫陈子政，辛冬也是她参加革命时用的化名。
抗战初期，楚云在天津美国教会办的究真中学上初中，同王洋、康力是同班同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思想使他们彼此接近，常互相传阅一些进步书刊，一起讨论抗日形势。1942年7月，楚云设法回到天津，决定和几个进步青年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天津抗日青年救国会’。最早的成员有苏更、辛冬、何凤淑、张继兰、李新开、田英等人。
1943年初，田英在根据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解放区的一些小册子、传单由田英送到天津，“青救会”油印后再散发。同年夏秋，在十分区司令部驻扎的苇塘里，地委书记兼十分区政委旷伏兆同志接见了康力，决定把“青救会”改为“天津市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其出发点就是不限于青年，要扩大活动范围。
到1944年，“抗联”的成员已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子，由学校发展到工厂。楚云老人说，“但我们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还没有一个人入党，因此，我们对于早日入党的渴望更加迫切。”
这年夏天，担任联络工作的田英奉命回津，带楚云和康力、刘克、辛冬等4人到十分区。出发时，他们化装成普通学生，从天津坐火车到静海，从静海步行到王口镇。在阜平，四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次弄到200斤子弹
【人物】尚双凯地下手枪队队员
提起手枪队，天津上年纪的老人们几乎没有不知道的。神出鬼没，无所不能，让津城百姓拍手称快，让奸敌伪特闻风丧胆，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冀中军区地下手枪队。
1943年以后的天津，敌我较量进入攻坚阶段。
“地下手枪队的行踪令敌人琢磨不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多数都是本地人，耳目灵通，如果没有叛徒出卖，即使在敌人眼皮底下也不会暴露。”今年88岁的手枪队员尚双凯老人告诉记者。手枪队进入天津后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为解放区筹集武器。“在刚刚组建时，手枪队的武器多数靠‘下’敌人的武器获得，自己的武器充足后，又为解放区部队筹集。‘日本’的关系在搞武器中作用不小。”
所谓“日本”关系，就是在驻津日本人中反战同盟人员。通过赵英杰的介绍，耿长林认识了柏林、长泽勇、木洛林等日本人，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日军的后勤人员，管理军械库。通过深入交往，彼此取得了信任，于是耿长林交给他们任务———搞枪支子弹。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他们找到日本花园(今新华路多伦道附近)日军军用仓库的川岛，嘀咕了一会儿，转身闪进了仓库。不一会儿，有人背着沉甸甸的一个麻袋走了出来，一辆“恰好”经过的大车被临时征用，向远处驶去。赶车人正是耿长林，麻袋中是200多斤的机枪子弹。
“手枪队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可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武装，从敌伪宪特到街头小贩，几乎都有自己的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