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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陈省身结束了在巴黎的博士后研究，应清华大学之聘，准备回国实现振兴近代数学的夙愿。他原以为自己将在清华园终此一生，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不料却连清华的大门都没看到———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根据校方指示，直接去长沙报到。他牵挂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心情沉重地踏上归途，经香港抵长沙，来到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建的临时大学任教。临时大学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3人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一学期后长沙成了前线，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陈省身从此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生涯。
苦中作乐
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该校。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北大为筹备40周年校庆，约请教师和校友提供论著。吴大猷开始撰写英文专著《多原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在序言中，他对导师饶毓泰的关怀与提携表示了最诚挚的感激。著作出版后得到好评，并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奖金3000元。这对吴大猷是很大鼓舞。他没想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书居然能出版，实在难能可贵。
大师奠定事业基础
1939年7月，陈省身同郑士宁结婚，新房就在离联大不远的大西门内大富春街的一座中式楼房内。这里住着联大的几位教授：物理教授饶毓泰在楼上，数学教授姜立夫在楼下。当时饶毓泰去上海探亲，便让出一间厢房给陈省身夫妇。不久因日寇轰炸，陈省身和妻子被疏散到近郊梨烟村，与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家同住一个院里。这时郑士宁已怀孕，陈省身又不会干家务活儿，生活显得很狼狈。热心的吴有训夫人便请他俩每天到自己家吃饭。几十年后，陈省身回忆起这段往事，称他与妻子曾当过吴先生家的“食客”，对吴夫人的盛情帮助，表示深切感谢。
翌年，郑士宁回上海父母家待产。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交通中断。陈省身的妻儿被滞留上海，他在昆明仍过着单身生活。此时吴大猷家的“牌战”之乐也一去不复返了———因敌机空袭频繁，吴大猷一家被疏散到近郊岗头村。陈省身孑身一人，虽然孤寂，但却拥有充足时间苦读他的导师、法国著名数学家嘉当寄来的大量论文复印件。
他把嘉当的理论搞得很熟，后来这些成为近代数学的主流之一。
陈省身每年都有论文在国外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引起国际数学界的瞩目。1943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这年7月，他几经周折飞抵美国。由于他在普林斯顿的一系列研究，使“微分几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德国数学家霍普夫语)。
陈省身说：“我一生数学工作的突破，是于普林斯顿完成的，但事前在西南联大的准备，实为关键。”也就是说，条件艰苦的西南联大，成了这位国际数学大师一生事业的重要准备阶段。
岗头村艰险岁月
从1940年秋天起，昆明的空袭警报开始频繁，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西南联大位于昆明西门外，北大在距城郊五六公里的岗头村盖了两排简易平房———泥墙、泥地、纸窗，每间13多平方米，供教职工紧急疏散时使用。后来敌机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吴大猷和妻子还有一些同事干脆住到了岗头村。这样每天到校上课往返步行需两个小时，很是辛苦，鞋袜消耗极快。教授们裤子的膝盖那儿几乎都打着补丁，可是大家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
一天，吴大猷上完课正赶上空袭警报，待警报解除，他想返回城里的家睡一夜，免得次日上课还得再跑一趟。路上迎面遇到两位同事，他们神情慌张，吴大猷这才得知自己家中了4枚小炸弹！他觉得好后怕啊，若不是搬到岗头村，他和妻子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教授摆地摊
到了1944年，日军自顾不暇，没再到昆明肆虐，空袭警报停止，生活恢复了平静。可是由于战争过长，消耗太大，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每人每月只供给4斗糙米，米里还掺有大量的沙子和糠壳，简直难以下咽。
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教授的月薪在抗战初期还能维持3个星期，到了此时只够半个月了。许多教授夫人都要为家分忧，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还有做食品的。例如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就做糕点———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胜糕”，做好后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梅夫人还在大西门旁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家中一些不十分需用的衣物拿出来卖，以贴补家用。
日本投降前夕，大家都为返回故里准备路费。不仅梅夫人摆地摊，其他人也干起这种买卖来。吴大猷说自己在这方面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他卖掉妻子的一件短皮袄，还把托人从香港带来的一些贵重物品也卖了。总之，把能卖的东西全都卖光。
发现奇才
1945年春天，在那人心动荡的日子里，忽然有个19岁的学生千里迢迢，慕名前来投奔吴大猷。那学生名叫李政道，原在浙江大学读一年级，是吴大猷的一位朋友介绍他来找吴先生的。当时正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吴大猷便同几位教师商量，让李政道随班听课，参加期末考试，若及格，到暑假后就正式转学入二年级。其他教师也都同意了。
李政道各门功课学得很轻松。吴大猷无论给他多深的书和多难的习题，他也能很快地读完、做完，然后再来索要更多的书和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奇迹
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吴大猷夫妇也连忙同北平、天津的家人通信———抗战期间平、津沦陷，不能通邮，他们已整整8年和亲人失去联系。很快就收到阮冠世家人的信，说全家平安，他们松了口气。吴大猷的寡母寄居在天津英租界耀华里二姑父家。不久也收到二姑父的信，信中告诉他：他的母亲在日本投降前夕，也就是1945年春节，到离家不远的松寿里一位乡亲家拜年。恰巧一架日本飞机失事，坠落在那家的房顶上，他的母亲和女主人同时罹难……读到这里吴大猷的心就像被蛇咬了一样。
不过他不管遇到多大灾难，都有一个“逃避”的办法，那就是埋头做学问，借以解脱。
离开昆明返回北平时，吴大猷夫妇变卖掉一切能变卖的东西，全部家当仅是两只没装满的手提箱。尽管物质上一贫如洗，他的精神却极其富有。在艰苦环境里，他不仅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科研硕果累累：出版了一部专著———这本书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在世界各国流传使用并获好评；另外有论文17篇和译著一部。这就是抗战期间，在物质条件难以想象的恶劣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奇迹。因此，陈省身、吴大猷和西南联大的所有师生员工不愧为后人的楷模。他们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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