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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化有着这样一种奇妙的功能：它让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它让未来活生生地来到你面前。
电影就像是生命体，从播种、孕育、发芽到开花、结果，每个生命体内都有独特的文化“遗传基因”。
今天，我们试图平静地述说跟抗战有关的电影作品———很难，因为一涉及抗战，我们的心情往往是难以平静的。那就让我们，从文化“遗传基因”的角度，来回顾一下。
仅在1939年到1940年期间，中国的电影从业者就拍出了众多的抗战题材影片，有正面描写长沙会战的《胜利进行曲》，有反映农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好丈夫》，有刻画敌伪特务经历思想转变的《火的洗礼》，还有描写少数民族同胞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等。正是在国难当头的日子，中国电影艺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战前的预警和救亡
中国和美国的电影从业者都拍摄过许多关于二战的纪录影片，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在中美两国的纪录影片中才明确提到：二战惨祸，始于“九一八”！
那时候中国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积弱的病夫，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那时候的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却是时代的“先知”，后来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当欧美所谓先进国家的众多人士(包括知识界)，沉浸于对和平的幻想、沉浸于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幻想之际，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电影从业者，早已发出“救亡”的警告了。从国人的角度看，我们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从世界的角度看，这实在是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在这一点上，美国作家海明威是伟大的，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引用16世纪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诗发出警告：“谁也不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正是为我也为你而鸣”。
电影创作来源于文学作品，抗战之前，中国文化早已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当中国电影从业者开始制作“救亡”影片时，其作品大多具有新文化运动的“遗传基因”。
1933年，孙瑜编导的影片《小玩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住
在江南的桃叶村的叶大嫂，本来以做些小玩具为生。后来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只剩下一个女儿珠儿。叶大嫂带着珠儿离开桃叶村，来到了上海。她依旧靠制作小玩具为生。十年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珠儿参加了救护工作，却不幸被炸死，叶大嫂精神完全崩溃了。一年后的春节，叶大嫂还在卖着她的小玩意儿，突然她看见一个富家小孩，长得很像她失去的儿子玉儿。这时，街上传来一阵爆竹的响声，精神已失常的叶大嫂在街上疯狂地喊着：“敌人杀来了！大家一起出去打呀……”
这部影片是孙瑜的代表作，也是颇能体现“联华”新颖独特艺术风格的精品。
在这部影片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
这期间最为著名的影片，要数1935年的《风云儿女》。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在此期间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还有苦闷、伤逝与彷徨，但他们开始觉悟，开始勇敢地面对现实。《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其影响远远超过影片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把电影献给神圣的抗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在随后的几个月间，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陷。 1938年1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其中表示“我们要将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
原本设在武汉的“汉口摄影场”扩充改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制”扛起电影界的抗战大旗。
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中制”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
这个期间的代表作有：《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风雪太行山》(贺孟斧编导)、《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应云卫导)等。
不要以为这些影片都是口号式的作品，其中多数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剧情也并非简单化的敌我矛盾，角色更不是脸谱一样的“高大全”英雄。就以《塞上风云》为例，影片的前半部分表现得更像是蒙、汉两族男女之间的恋情与误解，而经历过种种遭遇后才转向了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如此处理不仅让人信服，更叫人感觉赏心悦目。
《八百壮士》( 1938年)：抗战期间，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一名壮士身缚12颗炸弹，从12丈高的楼上跳下，与3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壮士林陵单枪匹马掩护众人，其弟林超冒险攀上楼顶悬挂中国国旗。在八百壮士事迹的感召下，曾经沉迷于花天酒地生活的杨大名、杨启信父子也觉悟了：杨大名拿出一半家业来购买救国公债，杨启信则赴前线保家卫国。八百壮士一直孤军奋战，直到奉命撤回租界，归途中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战后的深情讲述
抗战胜利了，但对于它的讲述永远不会停止。而且，电影从业者们正是通过讲述抗战，把中国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在此期间，诞生了《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47年)：影片以抗敌演剧队在抗战期间和战后生活为依据，通过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及民众的艰苦抗战和周家荣大发战争之财的鲜明对比，从几方面概括了战时和战后国统区的社会真貌。一方面表现演剧队鼓励军民合力抗日和农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另一方面表现战区难民饥寒交迫的惨状，同时表现大后方上层社会悠闲奢侈的生活。这些对比使人们看到在战争中受难的是人民，而积极抗战的也是人民。
影片由于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的现实，轰动了海内外，深受广大群众及社会舆论的欢迎，认为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继承了战前国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
而在解放区，电影从业者们讲述抗战，不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后人———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建国后，电影从业者们不仅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还把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的手法，运用到这些影片的创作中。
《松花江上》( 1947年)：东北松花江畔一个小村庄里，一个青年早已和车店店家的孙女相爱；“九一八”爆发日本侵入东北，打破本来平静和谐的生活。车店店家，母亲被日本人推入松花江中，父亲也被马踩死，祖父一病不起。而青年被抓走，半途中一位大汉带领义勇军偷袭日寇，青年趁乱逃到车店。后来，日寇逼迫村民为他们修筑碉堡，孙女为人们送饭途中碰见好色的日寇伍长，伍长欲污辱她，这时青年赶来，将伍长打死。于是，青年带着孙女和祖父逃离此地，但半路上祖父去世，临终前要青年和孙女结为夫妻。青年为谋生去日寇煤矿做苦工。“七七”事变后，煤矿工人由于日寇强迫增加产量，造成矿井塌陷。日寇又镇压人们，青年、孙女在大汉的帮助下逃出这里，终于参加了义勇军，抗击日寇。
《野火春风斗古城》( 1963年)：该片描述了抗战时期，华北某古城我地下党组织对敌人进行策反斗争的故事，杨晓东、金环、银环等共产党员，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战斗在敌人心脏。争取关敬陶起义，是影片的主线，惊险曲折的情节均由此而生发。
金环和银环由王晓棠一人扮演，她把金环的刚毅、泼辣与银环的文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八十年代以后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抗战题材的影片方面，中国电影从业者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艺术水准与思想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五四新文化、民间文学、古典文学手法的运用，还从世界范围汲取营养，从下面的几部影片，可以看出他们的努力。
《一个和八个》( 1984年)： 1941年的冀中平原上。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被叛徒诬告为奸细后，与土匪大秃子、粗眉毛、瘦烟鬼、逃兵老万头、大个子、小狗子以及投毒犯、奸细等八名罪犯关在一起。劣性不改的八名罪犯企图逃跑，而陷入个人痛苦中的王金要求向组织陈述原委。锄奸科长许志来到，发现囚犯们图谋不轨，便下令将他们九人捆绑起来投入砖窑里……在一个拂晓，队伍路过被鬼子洗劫过的村庄，战士们和囚犯都被断壁残垣、遍野横尸的惨景震惊了。中午开饭，除投毒犯和奸细外，囚犯们谁也吃不下。王金见状便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土匪和逃兵都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
《晚钟》( 1988年)： 1945年秋，侵华日军宣布投降，我八路军5名收尸队员在掩埋烈士遗体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支与外界失掉联系的守卫秘密军火库的日军小部队。因断粮多日，日军濒于饿死，他们还不知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军火库位于陡峭崖壁的山洞里，洞内隐藏着无数弹药。 32名形同饿殍的日军士兵静静地等待死亡。 5名战士包围了山洞，经过喊话，洞内日军在军曹的率领下走了出来……
《清凉寺钟声》( 1991年)：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驻扎在河南韩家庄的日本军队仓皇撤离。混乱中，随军护士大岛和子和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失散。羊角大娘从外村接生归来，路过杂乱的日军营地，见一个用日军上衣包着的男婴躺在一只藤篮里哭泣，不忍弃之不理，便把他抱回家。村里炸开了锅：怎么能养一个小日本鬼子呢！羊角大娘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从此，这个取名“狗娃”的日本孩子成了羊角大娘的孙子。羊角大娘逐渐年老体衰，她把狗娃送到清凉寺，请方丈一韦法师收留，临别时将一条和服腰带留给狗娃。告诉他这是他亲生母亲的物品，嘱他好好保存，祖孙俩痛哭而别。
20多年后，身为明镜法师的狗娃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大岛和子在报上见到关于明镜法师的介绍，她赶去听明镜法师讲经……离别的时刻来临，明镜重披袈裟，将腕珠留给母亲。嘱她保重身体，母子含泪而别。
相关链接：
《大路》( 1934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受到中国军民的一致抵抗。金哥等人领导筑路工人建造一条十分重要的军用公路，但遭到敌人的阴谋阻挠。他们对筑路工人威逼利诱，把领导者金哥等抓起来严刑拷打。顽强的筑路工人们却没有屈服，仍然与敌人作着斗争，终把公路修筑完。疯狂的敌机前来轰炸，金哥等牺牲了，但在他们修筑的军用公路上，一辆辆抗敌的军车向前方驶去。丁香死里逃生，幻觉中金哥等人并未牺牲，又和众人一起拉着筑路的铁滚向前方走去，《大路歌》又响起来。
《风云儿女》( 1935年)
辛白华和朋友梁质甫都是东北人。“九一八”爆发以后，他们两人从家乡出来，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梁质甫参加革命，英勇抗敌。辛白华的邻居阿凤所在的歌舞团到青岛演出。看了阿凤演的《铁蹄下的歌女》后，辛白华受到很大的震动，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但还是没有摆脱爱情的束缚，那股热情又冷却了下去。最后，梁质甫在抗敌的战场上牺牲了，辛白华得知这一消息，终于抛弃了以前那种享乐的生活，走上了抗敌的最前线。
《保卫我们的土地》( 1938年)
这部影片是为鼓动农民抗战而制作的。编导史东山在影片创作中，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注重为农民所接受，花了较大的工夫。这部影片还在美国纽约、菲律宾等地放映，起到了向国际宣扬中国抗战的积极作用。
《最后关头》( 1938年)
本片是华南电影界为抗战赈灾筹款而全体总动员义拍的。全片分为7个段落，每个段落各由一名导演负责拍摄。
日军入侵中国时期，国难当头，一群大学生在一个爱国同学的教导下，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分别深入到工商界、妇女界、军界、文艺界及厂矿、农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号召国人奋起抗战。最后，各界人士团结起来，一起走上抗日前线。
《聂耳》( 1959年)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它把人物融合在时代当中，将人物走过的革命道路和艺术道路有机结合起来，显现了主人公成长的轨迹。编导选用聂耳的代表性作品《铁蹄下的歌女》《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卖报歌》《塞外歌女》《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作为全片的音乐基础，使音乐、剧情、人物思想发展水乳交融、浑然天成。
《 51号兵站》( 1961年)
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苏中根据地的新四军，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地下兵站。由于叛徒告密，这个兵站被敌人发现。经工作站同志机警沉着地应付，终于化险为夷。但敌人仍不甘心，加紧封锁市区和吴淞口，搜查兵站物资的下落。上海地下兵站在运送军用物资、支援根据地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新四军某部为加强兵站的力量，决定派梁洪到上海参加兵站工作。梁洪通过巧妙的斗争，最后将一船军用物资运出吴淞口，顺利到达苏中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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