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审判判决书和倪先生手书“妥为保管”的庭审实录  与中方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在东京机场合影  倪乃先五岁时为父亲送行  许多情景倪女士仍然历历在目 1946年，由美、中、英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审判， 1948年12月23日，军事法庭最终宣判，中方要求判决的7人全部执行死刑。这次审判史称“东京大审判”。
1947年， 41岁的倪征日奥以国际法专家身份赶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形势不利于中方代表团的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在庭审辩论中，倪征日奥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智计果敢，沉着应对，利用为数不多的证据材料，克服了难以言说的重重阻力，最终让战争元凶受到了应有的考问和惩罚，还几千万中华英灵以告慰和公道。
8月里的一个雨天，我们走进位于北京东交民巷倪乃先女士的家中。 2003年倪征日奥先生去世后，倪女士一直忙于对父亲生平资料、特别是东京大审判时期史料的整理。在倪女士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件和图片，其中包括7大本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和倪先生亲手记录整理的庭审实录。回忆起父亲和那场“特殊的战斗”，许多情景倪女士仍然犹如亲临其中，我们也得以随着她的回忆和讲述体会到了那段历史的真实，重新检索出那段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珍贵史实，重新勾勒出那个特殊战场上的英雄形象。
(编者按：“誓将贼首祭龙泉”出自倪先生喜爱的京剧《野猪林》唱词。倪先生晚年酷爱戏曲，不仅经常参加剧社曲会，对公案戏也深有研究。)
临危受命艰难取证
法庭审判程序按照英美法制度进行，采取以律师提问辩论为主的告诉制，重视具体的证据和材料。东京审判主要有3个阶段： 1、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 2、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 3、各被告为个人辩护和提证。审判初期，中国代表团没有估计到审判的复杂性和证据材料的严格性，加之中国将领只注重与日军作战，而并未对日军的各种罪证加以搜集，军政部次长的当庭证词甚至被法庭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中国代表团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甚至可能出现因为证据不足而导致某些战犯脱罪的结果。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刚刚从英美等国考察国际法归来的倪征日奥被中方检察官向哲浚指定为赴日增援的首席顾问。本想静心写作的倪征日奥马上改变初衷，迅速投入到了调查取证的工作中。
“为了在没有办法中想点办法”，倪征日奥决定到北平监狱探访关在那里的“特大汉奸”。其中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满口答应合作，并表示愿立即写书面材料。但之后他又改变初衷，将其所写材料当着倪征日奥的面投入火炉之中。此后经人介绍，倪征日奥又和居于北平东城什锦花园的吴佩孚遗孀张夫人会面，找到了日本人因胁迫吴和唐绍仪联合成立伪政权不成，而派牙医将其毒死的第一手证据。
北平取证后，倪征日奥与代表团成员鄂森、吴学义取道东京。为了获取有力的证据，中国检察组决定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让我们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以便寻找土肥原和板垣等人的罪证。交涉很快得到顺利解决，大家齐心一致，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库内昼夜奋战，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竟然找到了许多有用的文件。这件事在代表团内部被称为“就地取材”。
倪乃先：我送父亲去机场“父亲于1945年出国考察，当时我们住在上海沦陷区，他走了以后，我们三代人全靠母亲一人教书来维持生活。 1946年父亲回国，之后去南京司法行政部工作。我一年级放寒假的时候父亲接我们全家到南京，当时我出麻疹了，只好留在南京过年。那个时候我还不太记事，大人的好多事情也不太懂，只记得父亲每天都很忙，很少提工作上的事情。他走的时候我还去机场送他，这个我印象很深，当时都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
指证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虽然官阶无法与东条、松井等人相比，但是他长期在华进行特务活动，对中国的破坏作用数他为甚。所以对他的反诘是中国代表团工作的重要一环。
土肥原个人辩护从9月16日起进行。他的第一个证人是原沈阳特务机关的部下，日本人爱泽诚。证词大意是，土肥原掌握的沈阳特务机关只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等。倪征日奥引用该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奉天特务机关报》( 1935)中的报道予以反驳。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里面记载了大量该机关在中国许多城市的阴谋活动。在其中的一页报纸上，载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爱泽诚面对实证，不得不低头认输。可土肥原的美国律师却从中捣乱，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倪征日奥冷静地解释说：“‘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板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随即向美国律师报以轻蔑的一瞥，在座的法官们哄堂大笑。
至于土肥原本人，除了东京审判开始时检察长宣读起诉书后当庭声明不认罪外，此次他又决定放弃陈述。依法庭所采用的程序，不能强其当庭发言。由于土肥原本人不上证人台，检察方面就无法当庭对他严予盘诘，从而失去提出有针对性证据予以反驳的机会。但土肥原的劣迹昭彰不胜枚举，倪征日奥等中方代表仍继续伺机予以揭露，在北平吴佩孚遗孀处所取证据正用于此，土肥原对此根本无可辩驳。
倪乃先：父亲每次回国，母亲都要炖甲鱼“审判是相当漫长的，父亲在这期间也回过几次家。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去接他，在码头上我远远向他招手，可能因为人多，他没有看我，我当时很是失望和生气，好久都没有叫他。每次父亲回来都显得非常憔悴，脸色也很灰暗，眼神却总是坚定的。母亲总要炖甲鱼，我那个时候不敢吃，也不明白。父亲第二次走的时候没带着我，却带了另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女孩去东京，我当时只知道是冰心阿姨的女儿(按：吴文藻与冰心当时为驻日代表团成员)。当时心里很生气，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带别人的女儿走。没想到就在今年我又巧遇到冰心的女儿，我告诉她我就是当年带她去东京的那个人的女儿，她也是非常的激动，说真没想到还会见到吴伯伯的女儿。算一算，有58年了，两个小女孩都成老太太了。”
舌战板垣征四郎
审讯板垣时，为他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大多空洞无物，不堪一击。
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当晚柳条沟事件发生后，指挥日军的联队长岛本。此人说，他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后就得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报告。倪征日奥当即打断他的话说：“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做证人呢？”岛本当即便被法庭轰了下去。这个下马威使板垣的辩护班子一下动摇了，而后出庭的律师、证人未上场先气馁了三分。
板垣一再狡辩说他曾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日奥质问他：“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相以后，这是撤军还是进军？”他难以解释，只好点头说是进军。对于德、意、日三国公约及张鼓峰事件，板垣竭力说自己不主张扩大战事，倪征日奥问他是否因为这两件事受到日本天皇的谴责？板垣不愿承认受到天皇谴责，却反过来问：“你们从哪里知道的？”倪征日奥按照庭规催他做正面回答，他只好有气无力地答称“并无此事”，当场窘态毕露。
在最后陈词的时候，倪征日奥努力把板垣和土肥原的罪恶活动联系起来，他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问板垣：“你在陆相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吴唐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僭充沈阳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煊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倪征日奥一边“戟指直向土肥原”，一边“怒目视之”。在后来的回忆中他写道：“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当时全场肃然。板垣知道这一连串罪状，虽然直指土肥原，但也莫不和他有直接联系，当时如坐针毡。他也明白，我的发问是最后促使全场注意，并非真正要他作答，因此也就赧然走下证人台。”
倪乃先：父亲给了我丰厚的精神遗产“父亲是一个性子恬静严谨，内向而理智的人。他人缘很好，对朋友都很热情。他回忆里讲述的那种激情我却从来没见过。父亲几乎一辈子都在做学问，研究国际法学，这几天我统计了一下，他做行政职务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父亲很少跟我讲过去的事情，是为了怕对我的意识和看法有影响，一直到在海牙的那些年我才能经常地和父亲聊聊天，他才会跟我讲一些当年的情景。他在海牙审理过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及洛克比空难等诸多案件，对于他的分量都比不上当年的东京审判。父亲晚年喜欢唱戏和旅游， 95岁参加苏州曲会，还在虎丘千人石上表演，甚至96岁还自行登上了山西的悬空寺。东京审判是父亲生命与荣誉的顶峰，当然，他从来没有停止前行。”
撰文/张磊摄影(翻拍)/胡凌云部分史实据倪征日奥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整理
倪征日奥
国际法学家，东京大审判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 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 1984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2003年，倪征日奥逝世于北京，终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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