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统治。不仅如此，他们为了达到禁锢青少年思想，麻痹人们灵魂的目的，开始了对天津学生进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和反共产党的宣传。日伪政府强令各级中小学“一体切实遵行”八条“训育方针”的宗旨，就是要把中国学生教育成服服帖帖供日寇驱使的奴隶。
此外，日伪天津特别市政府还把日语定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规定“全市各级学校一律增设日语课程”，强令学校的教育全部纳入“大东亚圣战”的轨道之中。
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的奴化教育，并没有削弱天津人民的抗日斗志，相反，更加激发了各界人民的抗日情绪，各地反奴化教育风起云涌。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就是抵抗奴化教育的杰出代表。
面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赵天麟校长身先士卒进行了抵抗。每逢耀华学校校庆及重要节日，赵天麟校长坚持悬挂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在奴化教育的压力下，他联络了法汉中学、志达中学、慈惠中学的校长于1937年12月12日，在海大道女青年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抵制奴化教育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校教师50余人，赵天麟任主席。
会上赵天麟慷慨陈词：“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勿忍倭奴侵占我华北领土。我教育界为四万万同胞的先导，我等均为高尚的知识分子，要宣传抗日，不应坐视倭奴以我华人当犬马。永不当亡国奴，爱国抗日到底。”会上，几个学校还共同决定：一、继续用旧课本，决不更改有三民主义内容的教科书；二、各校学生抗日爱国到底，一律不准买日货；三、各校从即日起，增加军训一小时。会上并提出宣传抗日要谨慎，勿生意外，并要求通令各校。这次会议是租界教育界坚持抗日爱国，抵制伪政权推行的奴化教育的爱国行动。
赵天麟校长始终坚持抗日爱国行动，由于天津的英租界是一个“中立地区”，除日军派进特务进行活动之外，仍由各租界工部局统治。一些抗日组织，如“工人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文化救国会”等抗日团体经常在租界里活动。那时的耀华学校、新华中学、广东中学等是抗日团体经常集会的地方，耀华学校的抗日活动尤为活跃，原因是得到了赵天麟校长的关心与支持。
在赵天麟校长的带动和影响下，耀华学校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同学会”、“抗日杀奸团”等抗日组织相继建立，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反奴化教育的先驱。张肖虎先生，从清华大学来津受聘为耀华学校音乐教师，他以音乐为武器，激发民族感情，抵制日伪歌曲，以耀华学校的礼堂为阵地，经常办音乐会，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何作艇先生因从事抗日活动两度遭日寇逮捕。他在物理实验室保存了为抗日军队制作的遥控爆炸装置，随时准备以身殉国。黄元镇、郝贻纯等以“特班”学生为掩护，领导全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活动，领导以“特班”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杀奸团”组织，进行反奴化教育等抗日爱国斗争。
轰轰烈烈的抗日反奴化教育活动，引起了日伪政府的仇视和极度恐慌，看着赵天麟这位生活在租界、名声显赫的爱国教育家，日伪政府采取了最为险恶、卑鄙的手法，秘密派凶手潜入租界，实行暗杀。
这次震惊津门的暗杀案件，使人们更加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激起了社会各界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更大的仇恨。为了缅怀英烈，天津教育界继续他们抗击日寇，抵制奴化教育的爱国壮举，并且声势较前更为浩大。张维民(卓然)、王润秋、姚金绅、杨昭思、余宗毅、崔颂芬、汪含英、张务滋、陈晋卿、袁贤能、刘乃仁、黄道、马晋恒、苏亭午、何肇葆、刘培之、沈慧儒、李陵甫等一大批教育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起反奴化教育的旗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