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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琪：原名居均， 1922年生于天津。日伪统治时期在天津省一中（现天津三中）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 1940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 1941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 1944年调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担任政治交通员。
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在过去抗日和对敌斗争时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与群众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传递重要情报，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赵琪，从学生时代就是一名寻求进步和真理的青年， 1941年加入共产党后，开始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
成立“斯巴达俱乐部”
1938年、 1939年期间，还是省一中学生的赵琪跟他的同学秦良为了寻求救亡之路，经常到图书馆和 39届毕业班学生读书会那里阅读和寻找进步书刊。 1939年夏天， 39届读书会成员即将毕业离校，收藏的大约 300册进步图书必须转移出去，他们知道赵琪和秦良政治可靠，喜爱进步书刊，表示愿意把全部图书交给两个人保存利用。赵琪和秦良当即答应，随即利用暑假时间，陆续将这批图书搬到家中收藏起来。
1939年秋天，赵琪和他的同学们得知“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王文源从冀东解放区回津养伤的消息，很高兴，他们决定让秦良出面去找王文源，要求他来帮助办读书会，并希望他介绍大家去游击区参加抗日战争。
王文源帮助赵琪和秦良办起了一个读书会，不久，他提议将他的读书会和赵琪、秦良的读书会合并起来，这样更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39年冬天，一个名为“斯巴达俱乐部”的读书会成立了，以古希腊民族英雄命名，以示读书会顽强不屈，为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斯巴达俱乐部”不断扩大力量，招收进步学生，每周聚会一次，汇报学习情况，讨论国际国内形势。
成为一名地下党
赵琪和他的同学们一直没有放弃到解放区参加抗战的念头，他们甚至计划闯到乡村去找游击队、共产党的领导关系。
秦良的大哥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位 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民先”队员把读书会的活动和思想倾向向上级顾磊（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委员、天津城委书记）做了汇报。顾磊听到这个情况，认为经过长时间观察，这些青年政治进步，思想“左”倾，如果任其到乡村乱闯对工作不利，于是决定亲自与一名读书会代表见面谈话。
1940年 9、 10月间，顾磊多次与读书会代表见面，向大家讲解在敌占区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性。同年 11月，包括赵琪、秦良在内的几个读书会成员成为“中国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队员。青抗先小分队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取消彼此间的横向联系。从此，“斯巴达俱乐部”停止了活动，不再一起参加各方面举办的集体活动。
1941年 3月，赵琪入党，同时，党支部成立，由顾磊单线领导，赵琪为宣传委员。
党支部成立后，顾磊向党员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敌占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求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工厂、铁路和要害部门，为迎接反攻打好基础，同时引导说服所联系的各读书会成员坚持留在市内工作，这是革命的需要。根据指示，很多地下党员和读书会骨干分子纷纷打入日商纱厂、中山制铁厂、广播电台、医院、邮局和农村小学中去。赵琪去天津棉纺三厂的职工小学做了一名教员，干了有一年多。
担任政治交通员 1943年年底，赵琪和另外两名地下工作人员受到敌人追踪，为了避免工作遭受损失，支部决定让他们三人撤回解放区。
去解放区，这是赵琪盼望已久的事情。当时赵琪跟同志们一起，乘火车到高碑店，换乘去易县梁各庄站的小火车。下火车后，走小道，过西陵前大红门松树林，进入山区的第一个交通站太灵寺村。住宿后，转天过山岭，绕过紫荆关公路日军岗楼，进入我方控制的游击区。再走三天的山路就到了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所在地阜平县康儿沟村。这条路，也是后来赵琪担任政治交通员后经常来往于解放区和天津之间走过的路线。
进入解放区后，赵琪不必再像在敌占区那样，处处小心谨慎，防止敌人的破坏，可以放心大胆地工作了。赵琪向组织提出到党校或抗日大学学习的要求，但组织考虑到赵琪还有条件回天津工作，所以让他只在机关里多看些文件，努力学习，等候工作的安排。
过了一段时间，组织找赵琪谈话，决定让他担任政治交通员，负责联系天津省一中党支部及他个人所领导的工作关系，并转交给他几个地下党员的关系。
1944年 2月初，赵琪被派回天津执行任务。回津后的赵琪与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联系，发展几个人入党，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继续在敌占区与敌周旋斗争，同时把受到敌人注意的地下党送往解放区学习。
智过日军岗楼 1945年春天，已经来往于解放区和天津之间好几次的政治交通员赵琪再次从解放区赶回天津。这次，赵琪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行程。
平时负责接送赵琪的一个交通员把赵琪送到易县城西平川地区后，建议赵琪顺着公路走过梁各庄的敌卡，然后顺着公路，直接走到火车站。赵琪接受对方的意见，自己走上公路，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走了一会儿，看见公路旁有一座日军岗楼，门前有日军站岗。
那天，赵琪穿着一件棉袍，头戴一顶皮帽，手中拿着一个手工编制的白线网兜，里面只装着一点常用的日用品和山区的大红枣。应该说一切比较正常，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但那天路上的行人特别少，走到日军岗楼前时，只有他一个人。站岗的日军马上把他叫过去，瞪着眼，嘴里呜里哇啦地乱喊，上下搜他的身，并用手比划着要打他。赵琪沉住气，大大方方地跟对方打招呼，还说了几句日语，并把他准备用来应急的日商裕大纱厂职员的证件拿给日军看，解释说他是替厂里招工回天津。日军见赵琪态度坦然，持有日方的证件，又没携带违禁物品，就让他过去了。实际上当时赵琪的棉袍贴边里藏着四个金戒指，是带给地下党做活动经费的，如果日军搜出来，可能真的会给他带来麻烦。
最后一次完成政治交通员任务
从 1944年春到 1945年 8月日寇投降，赵琪接受任务从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到天津市，前后来往五六次，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赵琪最后一次担任政治交通员是在日本投降前后，他率领 20多人的工人、学生地下工作团进军敌占区天津市。他们从康儿沟出发，过平汉铁路、白洋淀、大清河，找到驻在津西杨芬港村的“天津解放委员会”（简称津委会），转交了干部档案和组织关系后，津委会领导又指定由赵琪领队，将这批同志全部安全地送进天津市区。
带领这批同志及时进城，较平时少数人过敌卡，乘火车进城难度大，一是人数多，而且女学生多，另一方面，当时敌情不明，路线不清，地方的工作基础不稳定，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好进市工作，确实需要尽极大的努力，排除可能出现的危险。最后，经过周密安排，应付了敌伪关卡的刁难和险境，仅用了两天时间，这个 20多人的队伍都分批、安全地进入了天津市。
完成了最后一次交通员任务，赵琪回到天津市内继续做地下工作，后调冀中八地委城工部工作，直到 1949年 1月天津解放。
王仲华：生于 1911年，中共党员。 1936年在天津做统战工作，“华北各救会”的负责人。 1938年 7月，参与组织并领导了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 1939年 6月病逝。
当年赵琪为党传递情报的交通路线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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