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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二十七师团还把天津作为“招募”劳工的转运站，名为“招募”，实际上是野蛮地抓捕。他们利用“维持会”、“大东公司”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团体，在天津大抓“劳工”。特务、汉奸经常开着卡车追捕无辜百姓，强行绑架。在河东大王庄、十一经路码头一次就抓走 500余人。据史料记载，从“七七事变”到 1942年 7月，在天津被抓的“劳工”有五万余人。日寇还把从河北、山东等地抓捕的“劳工”集中到天津，然后，用“铁闷子”车强行押往东北和日本做苦工，途中几天不给水喝，每人只给两个玉米面的小饼子，大小便全在车中。由于天气炎热，恶臭熏蒸，饥渴难忍，不到目的地就有很多人被折磨致死。仅 1942年上半年由天津押运走的“劳工”即多达 70多万人。生还者极少。
1943年冬建立的塘沽“劳工营”，初建时位于塘沽德大码头，后迁至新港卡子门里的四号码头附近。这座劳工营是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建立的，是华北最大的一处劳工转运站。日本侵略者把从华北各地抓骗来的劳工都汇聚在这里集中看管。劳工营的历任所长户谷、渡边、山岛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魔鬼。这个劳工营长 300多米，宽 200多米。院内有 6排木板房，每排长约 30米，作为羁押劳工的牢房。“劳工营”外围架有多道电网，电网内侧有一道 2米深 4米宽的壕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伪警察昼夜巡逻，凶恶的狼狗来回奔跑，阴森恐怖，人们形容这里是“十殿阎罗”。
日军士兵反战浪潮
日益高涨的日军士兵反战浪潮也影响到天津。 1939年 1月 14日，由华东、华南等地准备回国的 3000多日军士兵，乘船到达天津大沽口时，日军大本营临时改变计划，决定让他们在大沽口下船，然后换乘火车开赴山西前线，进攻八路军。日夜盼望回到家乡的日军士兵，感觉受了欺骗和愚弄，随即发生了日军侵华史上最大的一次哗变。虽然哗变被镇压了下去，但在日军中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这次反战行动的影响下， 1939年 8月 27日，在海河东堤，二十七师团百余名反战士兵，因偷渡海河与宪兵隔河枪战，宪兵队被打死 30多人，反战士兵也死亡了 10多名。同一天，位于河东的日军仓库有 5处被日反战士兵烧毁。 9月 13日，日军在四经路的军用仓库也被日反战士兵点着，库内的 10万双马靴， 20余万箱鞋和万余支步枪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化为灰烬。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标语
日本侵略者为把天津变成“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对天津人民实行了连续五次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第一次从 1941年 3月 30日到 4月 5日，主要进行户口检查，搜捕抗日分子，强化保甲制度。第二次从 7月 7日到 9月 6日，历时两个月，对市民发放居民证，进行大检查，成立“剿共工作班”、“反共视察班”、“警探网”等，以镇压抗日运动。第三次从 11月 1日到 12月 25日，主要加紧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和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在市内水陆关口共设立了 23个检查站，控制物资外流，以保证“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军事需要。第四次从 1942年 3月 30日到 6月 15日，历时两个半月，以“东亚解放”为目标，厉行“剿共自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此期间，他们大力推行“思想战”，大量开展反共、奴化宣传报导。伪警察局成立“保甲自卫团”，监视市民行动。第五次从 10月 8日到 10月底，要求“肃正思想”、“剿灭共匪”、“建设华北”、“安定民生”、“完成大东亚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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