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髯公原名刘学庸，回族，武清区杨村镇人，生于 1893年。他青年时代曾在北洋新军的王金标部下服过役，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干过差事，还曾担任过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的侦探长。
为平民办报 1924年 9月，他与好友段松坡、薛月楼三人合伙，创办了四开报纸《新天津报》，他任社长，段任副经理，薛任协理兼报纸主笔。刘髯公虽然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而且，他创办报纸，既没有势力强大的政治后台，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却在从创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间，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社会影响相当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偏重实际与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报纸的发行对象锁定在平民百姓阶层，并在《新天津报》的报头旁另印一行副标题：“平民化的报纸”，把该报的宗旨明显地昭示给社会群众。这份报纸面世后，大量刊登老百姓所关心的某些社会弊端的评论文章和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他还派人到书场里，记录诸如蒋轸庭等著名评书艺人所说的《雍正剑侠图》等长篇评书，经过编辑文字加工后，在《新天津报》上连载。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色的办报方针，受到为数甚众的老百姓欢迎。后来，刘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新天津画报》等附属报刊，日销量最高峰时达到五万份，这个发行量在当年的天津报业实属罕见。一时间，《新天津报》一跃成为天津的名牌报纸之一。 20世纪 30年代，每当黄昏时候，天津的街头巷尾随处可闻卖报人那“看报看报，新天津晚报”的叫卖声，它几乎成为彼时天津街景市声的一种特色。
结交三教九流 刘髯公为人豪爽仗义，性格倔强直率。还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侦探长的时候，就深刻体验到在外国人手下做事的艰难，他一心谋划着有朝一日自己在社会上独立创业。他创办了《新天津报》后，自身的机警干练得到充分施展。他对报馆内部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尽所能、尽职尽责地为报纸效力。他主持报馆工作，既严肃又轻松，他为《新天津报》制定的训词是：“大公对外，忠实服务，倘有陨越，上帝临汝”。他把训词制成镜框，悬于报馆墙上，每逢节日，他还要对全体员工训示一遍。在刘髯公领导下的《新天津报》同仁们，上下齐心协力配合，把报纸办得生机勃勃。刘髯公在对外交际方面颇具人情味，善于结交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诸如刘春霖、严范孙、华世奎、赵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刘镇华、陈光远等在天津做寓公的失意军阀、政客；高星桥、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商界巨擘；金少山、小达子、刘叔度、近云馆主等戏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无不与刘髯公有密切往来。这些人物对于《新天津报》，都曾从不同角度给予过支持。刘髯公经常同一些京剧爱好者同出同进天津各戏园，看戏、吃喝等所有花销概由他一人掏腰包。同乡、同学、亲戚、属下凡来求他帮助者，他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 1933年秋，他请来同益呢绒店的裁缝师傅，为报馆的编辑们每人订做呢料大衣一身。他的一位同乡工人要结婚，去找刘社长借支工资，刘髯公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 40元钱送给他做礼金。诸如此类多不胜数的事例，经报馆同仁们众口相传，刘髯公在天津社会落下良好口碑。
以敢骂权贵享名 自《新天津报》创刊时起，刘髯公不断地以髯公作笔名，亲撰社论，痛骂贪官污吏和无德的军阀党棍。他所写文章，敢于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痛快淋漓地说真话，而且文通理顺，浅显明白，很容易引起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感情共鸣。刘髯公因此成为彼时天津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有他，《新天津报》也备受读者青睐。当然，刘髯公因为常在报纸上痛骂实权在握的大人物，也给自己招来不少的麻烦。诸如直隶省长李景林，天津督办褚玉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盗窃东陵宝物的军阀孙殿英等人，因为挨过刘髯公的骂，而对他恨之入骨。由于在直奉二次交战时，《新天津报》明确表示拥护直系反对奉系的缘故，奉系首领张作霖之子张学铭 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时，有人煽动他勒令《新天津报》停刊。所幸恰于此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刘髯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借口到处游说，才避免了《新天津报》被封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