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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人，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多是以将来可能达到的16亿峰值作为内在压力。这种人口描述，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世界一种“恐慌”：某些西方学者就以未来可能出现的16亿的人口来计算中国的能源需求和粮食消费，并得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结论。其实，在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之下，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的增长就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年初总人口达到13亿之后更加明显起来。
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出现五大新特征
第一，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而应在14.5亿左右。这是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的最大特征。2004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是12.29‰，但受老龄化的影响，死亡率略有增加(6.42‰)，去年净增人口761万。如果城市化程度继续加快、如果未来城市吸纳农民工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果我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那么，在出生率进一步降低的过程中，我国每年净增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我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会较早出现，大约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会盈利人口峰值———但这个人口总量的值可能不是媒体平常所说的16亿，而应在14.3亿到14.5亿之间。
第二，我国人口已经完成了转型。现在我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自然增长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三低”人口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十多年，基本稳定下来。这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经过几十年不懈而艰辛的努力才实现的。正是这些努力,才有效地减轻了我国和世界的人口压力，使“世界60亿人口日”至少推迟了4年。
第三，“人口红利”会一直维持到2020年。现在我国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的态势明显，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0%左右。在未来的15年当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这正是我国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我国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口的人力资本，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在2020年之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加深时期，就会有更多的应对余力。
第四，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逐渐增加。受人口金字塔底部持续性收缩的影响，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越来越大。现在，从总量上来说，我国正在走出最严峻的就业困境，未来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会处于持续性下降的态势，一直下降到2015年之后，即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负增长。受高等教育每年扩招人数的影响，每年新增加青年壮工的数量会持续减少，而大学生就业压力和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未来数年内，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会迅速增加到400万到500万左右。低端就业人口的短缺(如保姆和民工的短缺)和高端人口的失业将并存于劳动力市场。
第五，女性初婚年龄将进一步推迟，这会持续降低人口出生率。现在，全国女性初婚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了24.45岁左右。伴随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更加看重专业教育。受教育时间越长，就业年龄就越大，结婚年龄就越迟，人口出生率就越低。
要实现从控制人口数量 到调整人口结构的转变
如果说原来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在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由“就数量谈人口”逐步转移到调整人口结构、“就发展谈人口”上来。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我国的老龄化水平将逐渐加深。新生人口下降速度越快、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越大、老龄化水平就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这就会使新生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压力逐渐加大。国内外近期的人口预测都发现，在2020年之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呈加速度态势，至2050年，在每100个人口中，就有30个左右60岁以上的老人———这将比其时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第二，从性别结构上来说，由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导致的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现。国家生育政策对数量控制的有计划性与家庭生育选择性别偏好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的一直上升。近年来，新生婴儿性别比就一直处于上升之中。2000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最近公布的数据达到119.86∶100。在婴幼儿出生性别比上升时期出生的这些人口，在进入婚育年龄段之后，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挤压，从而挑战着我们社会的和谐。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15～19岁年龄段的人口，已经进入了婚恋期，他们逐渐地会感受到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从民族结构上来说，伴随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大大增加。近些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快，大量增加的人口给那些地区本来就趋于恶化的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这极其不利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从劳动力人口供给上来说，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将逐渐下降。虽然我国现在仍然持续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就业压力，但从人口学角度来说，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口，已在各级学校的教育分流中逐渐减少———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压力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现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所谓的“民工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不断下降的影响。如果大学和高级中学入学率仍然如前几年那样上升，那么，由农民工转化来的壮工的数量会更加缺乏。
制订人口战略要有的放矢
在这样一种人口形势下，讨论未来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上几个问题而有的放矢。
第一，人口生育政策要逐渐统一。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实行因地区、因城乡、因民族不同而有所变通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少数民族夫妇可生育比汉族夫妇更多的孩子。应该说，分地区、分城乡、分民族的生育政策有利于降低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城乡结构性流动空间，但这一政策在城市大范围形成了家庭抚养关系的4∶2∶1结构，既刺激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导致了城市家庭养老微观人口结构的消解，使城市未来的老人不敢奢望子女的养老。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环境状况，也因为人口的迅速增长而遭受更多的压力。即使是在农村地区，由于不同的省份有着稍有差异的出生率选择，也客观上造成人口增长率的差异，给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压力。
第二，人口政策要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和谐、要防止未来劳动力的短缺。近来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将争论的话题集中在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是否短缺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继续不折不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生育率，其实只要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就没有必要顾虑所谓的劳动力短缺。也有人主张改革人口生育制度，他们从人口急速下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这一可能趋势出发，希望改变现有的一孩化政策。实际上，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除需要一定经济活动人口外，还需要一定比例的家庭劳动人口，以支持老年人的居家供养和必要的新生人口的生殖。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徘徊不前，就深受家庭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影响。因此，在思考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时，应该着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和谐程度去思考人口政策，要防止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
第三，人口政策要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缓解老龄化水平。在我国人口增速已经极其缓慢的基础上，人口总量问题就成为一个常数，而结构调整则转变为一个更加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自变量。因此，我们要在人口总量达到的峰值与老龄化水平的高低之间作一个衡量，既要控制人口总量，防止人口增速反弹，又要通过人口结构调整，缓解老龄化水平，这样或许更符合当前我国的利益。
第四，要用两个“五年计划”将人口出生性别比降低到正常水平。在人口结构之中一个最重要的结构是性别结构———尤其是新生婴儿的性别结构，直接影响着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育问题。生育政策的调整既可平滑新生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也可缓解出生性别比的畸升。从现实调查可以看出，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远远高出生育1.5个孩子的地区。在生产力水平需要逐步提高、生育文化需要逐渐改变的前提下，生育率的降低会伴随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总之，在人口社会学上，和谐社会除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和谐外，另外一个不得不考虑的指标，就是看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人口是否和谐。因而，在人口战略设计上，要落实以人为本并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大人口方针，有效地协调各阶层人口之间的关系。(张翼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何谓人口金字塔
表示人口年龄构成的一种特殊条形图。其画法是将各年龄男子与妇女人数或百分比分别在纵轴左右画成并列的横的条形，按年龄增长顺序自下而上排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图形呈下宽上尖的塔形。人口金字塔能形象直观地反映人口年龄构成，便于说明和分析人口现状、类型和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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