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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是一个坚定的异性恋，但并不意味着你要回避关于同性恋的知识。
今天的科学对待，只为了明天的准备。
也许有一天，你的朋友、兄妹、子女会怯生生地对你说：“我是同志。”
“9月7日晚，由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讲授的‘同性恋研究’在光华楼开讲。这是我校首次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涉及性取向和性别研究的公选课，课程内容包括社会性别与同性恋、同性恋的跨文化比较等。
这门课的选课名额为100人，早在8月中旬就满员，许多同学只能选择旁听。孙教授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对其不能视而不见。与其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这一社会现象，甚至因为不了解而对同性恋者产生歧视，不如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并唤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正是学校开设这门课的目的所在。”
这是复旦大学网站上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刊发在复旦大学校刊第652期。
同性恋———公选课———复旦大学，一系列的名词将这个在大学校园里做学问的小女子推到了媒体公众面前，不知不觉中，她的名字成为了2005年初秋最让媒体期待的一个词语。而今年九十月间，全国媒体约定了似的对同性恋群体进行公开报道，也多与这个名字有关。
在她之前，复旦大学的高雁宁教授已经面向研究生开设了有关同性恋的课程，但那毕竟是小规模小范围的研究。而今，面向全校本科生公开选课，将这个多少年来人们讳莫如深的词语公然拉到了前台。
回避已经躲闪不及了。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这比美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此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
长期致力于同性恋问题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说，在生物学的概念上，不分国家、种族、文化和贫富的差距，同性恋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2%～5%。
据他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当然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会转为异性恋。
开课 不只为3000万同志
快报：我知道可能很多媒体都问过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再问一遍，你为什么要开这个“同性恋研究”？而不是别的什么研究。
孙中欣：你最好别问我这个，我都被问了无数遍了。当大家问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课的时候，就好像先前有一种假设，说开一门课就一定需要给出很多条理由，否则就不能开课。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开一门新课是很正常很自然的。
快报：你是学社会学的？
孙中欣：对，我也开“性别研究”。在“性别研究”这门课上也会讨论性别、性、同性恋等等话题。
快报：你选择的都是和性有关的课题吗？
孙中欣：是性别。比如妇女研究，性别社会学。
快报：同性恋是你研究当中的一个门类？
孙中欣：是一个很小的门类，我主要还是做性别研究的。当然我所以开这个课，还是觉得在我研究教学的过程中，有太多人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可能绝对了一些，但至少是了解不够。你对一个问题了解不够的话就可能会有偏见，有偏见的话就会有歧视。如果我们对同性恋的问题了解得多了，就不会觉得这个人群很特别、很恶心什么的。所以我开这个课，也是想提高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当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会对整个社会的文明，以及这个人群的利益都会起到积极的意义。
快报：你希望通过开这个课来改变这一群人的生活状态？
孙中欣：我肯定没有这么神通广大，我只是希望从知识的领域去改变目前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了解的状态，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大学生对这个问题都不了解。他们觉得同性恋不可能存在，在他们生活的圈子里，在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中，是不可能有同性恋存在的。现在当然宣传多了，人们可能觉得知道“同性恋”这个名词，但是同学们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同学朋友里不会有同性恋，自己的亲人、兄弟姐妹里不会有同性恋，自己上课的教室、吃饭的食堂、睡觉的寝室里都不会有同性恋，但是事实上就是有。这也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和歧视吧。
快报：这种误解和歧视是造成这个群体压抑的原因吗？
孙中欣：有很大关系。其实这个群体是很多元的。并不是简单地说我们要去“爱”他们，就可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跟我们没什么不同，仅仅是性取向不同而已。他们这个群体跟我们一样，也会有人很高尚，有人也犯罪，有人重感情，有人重性，跟异性恋没什么不一样。我们既不应该把他们看得很低贱，觉得可耻；也不要把他们看得很完美，好像很崇高，这都是不客观的看法。要记住他们跟我们一样，仅仅是性取向不同而已。
快报：你现在一个班才100个学生，就算你每个学期都开课的话，每年才有200个学生，你就是一辈子都开这个课，从你这里获得这方面知识的同学才有多少？就这些同学，你觉得能够改变人们成百上千年来对同性恋所形成的误解吗？
孙中欣：我觉得教育的作用并不在于仅仅是对这一个学生起作用，不是像师傅带徒弟那样。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大的辐射作用，同学们上过我的课以后会去跟很多人讨论，他们会将课上学到的东西拿去影响别人。另外我们还因为教育而要编写教材，同时会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个问题，从而引发更多的讨论，发表更多的文章。所以教育的作用不是单线的，通过我的这堂课受益的人群也不是单一的。
研究 不会教学生变同志
快报：我们之前看过你的这个课程安排，基本上都是各方面的专家来做演讲，而不是你自己主讲。
孙中欣：只有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我讲。
快报：你一般都是怎样选择演讲专家的？
孙中欣：我在选取专家上还是很慎重的。比如我们后面有一个关于拉拉(女同性恋)的专题，这个专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话题，我以前的研究只针对男同性恋，我自己对拉拉的了解也很少。我就觉得我个人的研究在这方面非常有限，决不敢称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讲这堂课的时候就会有三个人来一起设计，其实三个人背后还会有更多的人来一起设计。到时候我们可能是三个人一起讲，会尽量让年轻人听得很明白，知道该用怎样的观点来看。
快报：你一直在力图用尽量真实、尽量科学的方法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同志圈子吗？你能够肯定让同学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同志世界吗？
孙中欣：除了让他们看到比较真实的同志生活，还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都意味着什么。比如刚才讲到的那个例子，一个外国的大学教授跟一个中国女子结婚，教授是同性恋，女的是异性恋，教授想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但是最后不成功。我们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的应该不仅仅是同志的问题，更应该是性别的问题。其实在这种婚姻下，在现实生活中是隐藏着很多异性恋受害者的。有很多地位高的人，包括一些研究认为，在中国结婚压力比较大，那么男性的同志就可以通过找些农村妇女、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妇女来结婚。这其实是对妇女的不尊重，对不对？他根本就是把妇女当成了一种工具，拿过来用一用，也许对我有用，也许没用，那就算了。所以我们在研究同志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同学考虑得更多、更全面。
快报：你觉得同学们与演讲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是好事还是坏事？
孙中欣：是好事呀。同学们会从每个老师的演讲中吸收不同的东西，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念和认识会通过不同老师的不同演讲而得到完善。所以同学们对某位老师的观点有不同意见，这恰恰说明同学们自己也在思考呀。
快报：当某些演讲者的观点不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时候，会不会对你的学生在认识同性恋问题上产生错觉，而形成错误的认知？
孙中欣：不会。因为我们的课有很多人来讲，这些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更新他们自己的观念。所以同学们会通过自己的辨别和吸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我对此不是特别担心，因为我是很小心地在选择老师，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是我所笃定的，我对他们是很有信心的。
快报：你这个课最后有没有什么评分标准？
孙中欣：评分标准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不论最后同学持何种观点，只要有足够的依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就可以了。但是这些资料是要他们第一手的资料，我最受不了他们抄袭。如果他们诚实、学术上严谨，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快报：你的学生有没有不喜欢这个课程的，而不得已在这里听？
孙中欣：那他为什么要来？还有很多人选不上呢。我们这个是公选课，是面向全校同学开的，即使不选这个课也不会影响到他们毕业什么的。所以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的，来听课的同学都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
快报：你在设置这个课程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阻力？我不是指学校，我是说家人、朋友。
孙中欣：没有，真的没有。比如我开设“妇女研究”这个课程，本身也是很前沿很边缘的，当时有记者采访我们学校领导，问他怎么看，他说：孙老师很勇敢。其实对我而言，没什么勇敢不勇敢，开课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什么特别。
快报：可是我看见有的媒体报道说一些家长很担心，害怕这门课程会带坏孩子，将他们变成同性恋。
孙中欣：我没有听到过任何这样的担心。因为我们这门课不是一门性教育课程，也不是教他们怎样去实践性行为，而是从学术的角度入手。因为学术的东西就是教你用批判的眼光来看问题，那就绝对可以保证同学不会因为上了这个课而去做这个事情，相反是会让他们更冷静地能够去审视这个话题。
出柜 中国同志的最大难题
快报：今天您请来了一位同志家属。看得出来，这位母亲虽然接受了自己女儿是同性恋的事实，但是她也进行了很痛苦的挣扎。在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似乎中国的同性恋在“出柜”(向社会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的问题上更加难以启齿，如何面对父母成了他们最大的障碍。
孙中欣：我这里恰好有一本书叫做《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这是一本同志子女写给父母的书。我开这个课，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向父母坦白，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个同志“出柜”了，实际是把难题抛给了父母，父母会特别难受。有的母亲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咱们请到的这两个妈妈都是接受了，但还有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一辈子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这样就是说，同志不但自己没有解决好沟通的问题，反而把父母扔到一个痛苦的世界里。像这两个妈妈，她们主动找资料看，然后走在街上也会注意观察，到底有多少人都是同性恋，她们还都比较主动。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让这些爸爸妈妈了
解更多，在他们的子女没“出柜”之前，他们就了解这个话题，那么等到这一天，可能情况就会轻松多了。
快报：可是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自己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也可能难以接受。
孙中欣：我们有很多教授在这些问题上都是很开明的，但是如果他们自己遇到，可能还是接受不了。不过有信息总比没信息要好，如果爸爸妈妈能够提前知道这样的信息，那就好多了。所以希望国内有更多的人来写这样的书，让爸妈把这些作为知识去了解，年轻人也能够彼此分享一些经验，怎样处理与父母的关系。
快报：刚才讲了很多，我们都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讲的。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你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孙中欣：我能接受。
快报：你想都不想一下？
孙中欣：我们做妈妈不是为了让她开心吗？不是为了让她幸福快乐吗？如果她是同性恋，没问题，我同样会祝福她，我会为她高兴。但是如果说她是同性恋，却找不到一个同性的爱人，我可能要为她担心了，我可能要想办法去帮她找到这个爱人。
痛苦 谁比谁会多一点
快报：好，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我也相信作为一个母亲，你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咱们假设你的先生在将来的某一天告诉你：亲爱的，我是同性恋。这个时候，你还能这样冷静地接受吗？
孙中欣：这个就不同了。至少说我们相识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给我的信息都是：他是异性恋，他爱我，我对他是有吸引力的。然后突然之间，他告诉我他是同性恋了，他有另外一个爱人，那么不管这个爱人是男是女，我都不能接受。我会不高兴的，不是说他的性取向，而是他背叛了我的感情，这是与我的感情相关的。无论此时他喜欢另外一个男人还是另外一个女人，对我都意味着背叛，所以我会生气，我会介意，我会不高兴。
我特别不能容忍同性恋者隐瞒身份娶一个异性恋妻子，然后又不跟她们过性生活，我特别不能容忍这个，这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妻子，我会非常不高兴。
快报：我们有的时候打开一些关于同性恋问题的论坛，会看到有的人留言说：“同性恋都是变态”，或者“同性恋都是神经病”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孙中欣：同性恋当然也会有疯子，同样异性恋里也有疯子。我们还是要搞清楚一点，在性取向上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平等的，不要因为性取向而歧视他，更不能因为性取向而说他是疯子。
快报：刚才有一个女生发言，说同性恋是不需要被特别“关爱”的。
孙中欣：是的，有些同性恋是不需要我们去关爱的。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得很开心，没有经过自我认知的挣扎，也没有遇到“出柜”的问题，所以他们是不需要被关爱的。这个群体是很多元的，有中产阶级，有白领，也有社会底层人物。
快报：是不是社会底层的相对更痛苦一些？
孙中欣：也不能这么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可能很在乎被人家知道，而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可能满不在乎；但同时，这个身居高位的人可能更容易调动各种资源来武装自己，有各种渠道去完善自己的生活，而社会底层的人可能连最基本的信息都不通畅，更找不到自己的爱人，甚至对自己性取向的问题还不能搞清楚，整天挣扎在自我认同的问题里，这个是不是也很痛苦呢？所以谁比谁更痛苦，这个问题很难说。
快报：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一天大家对待同性恋就像对待异性恋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稀奇。
孙中欣：当然有。
快报：那你再开这个课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就没有人来听你的课了。
孙中欣：我又不会只靠这个课活命。我还可以开很多课呀。这个过程一定是漫长的，但是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做到了，比如瑞典、挪威，所以将来我们也一定会做到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快报：最后，你最希望通过媒体对读者们说些什么？
孙中欣：同性恋只是一种性取向的不同。不要以为我们是异性恋才是正常的，而他们是同性恋就是不正常的，我们都是平等的。
辩证观点正在悄悄发芽———10月26日课堂亲历
跟国内外同行比起来，从时间上而言，我们的行动似乎是晚了一些。从9月7日至10月26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孙中欣副教授开设的面向本科生的“同性恋研究”公选课已经是第7堂课了。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比国内外同行稍显“迟缓”的时间来感受这堂课，却在另一个层面上使我们获得了比其他同行更多的信息。一位多次来听课的同学告诉记者：“你真走运！今天是听课人数最少，演讲时间最短，内容最不精彩的一次。”
154个到场者
当天的课程安排在几天前就通过复旦大学校园网络通知了同学们，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女士将进行题为“感受同性恋：30年的历史演进”的演讲，演讲后还有一位同志家属到场讲述个人感受。
就像我们预先设想的一样，开课前一个小时，光华楼507教室里的130多个座位已经被各种科目的教科书、笔记本占满。有的同学甚至将晚饭带到这里来吃，只为了“保卫”好不容易得到的位子。从五点半到六点半的一个小时里，陆陆续续仍有很多同学拥向这个教室，看到没有空位，有人带着遗憾走了，有人赶快把靠墙的空地占上，担心连这样一个站着的地盘都会被人抢走。一个漂亮的女生一边接电话一边走出教室，“光华楼西边的那个辅楼。对！爬楼梯上来，5楼，507。我等你们啊！”这堂课吸引的不仅是100名选课的本科生，还有很多没选上课的同学，还有来自上海同志团体的拉拉(女同志)，还有媒体记者。当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那位女士开始演讲时，记者数了一下，一共有153个听众。
例证法式演讲
“作为一个异性恋，不管我们遇到的同性恋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年长还是年少，我们都应该本着互相关爱的心情，来真心握一下手。”赢得了同学们真诚的掌声，于是在153双真诚眼睛的注视下，这位女士的演讲开始了。
她首先声明自己不是专门进行同性恋研究，而是进行艾滋病研究的，但是她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偶然接触了一些同性恋者，那么当天的演讲仅仅是她个人对同性恋的一些感受和认识。她首先从上世纪60年代谈起，说她所看到的最早的同志群体，是上海市九江路上当年的一个读报栏，一些同志就是假借报纸来寻觅朋友的。接着，她讲到了70年代，讲到了同志活动的隐蔽性，例子是她所知的当年在某民宅举行的私人聚会。她谈到了当时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和不解，例子是她在“文革”期间所识的一位戏曲演员，这位女戏曲演员向一个漂亮女同学示爱的时候，这位同学及她的朋友同伴都感到特别惊恐和不解。
接着，这位女士谈到了同性恋者由于不能被社会理解和接受，所以内心十分苦闷和压抑。这一次，她举例是她所相识的一名多才多艺的医生。这位男医生为了得到社会谅解，为了能够“自由生活”，曾经自杀，也曾经多次申请出国，但都没有成功。最后，这位医生只好郁郁寡欢，恶疾缠身，含恨而终。听到这里，记者忍不住问身边一位同学，这位女士讲的这种事是不是具有普遍性？那位同学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我想她见到的只是个案。”
从不专心到反戈
演讲进行一半的时候，倒数第二排的一个女生收拾东西离开了；又过了大约10分钟，倒数第一排靠近后门的位置上又有两个同学离开；不过三五分钟，第四个同学离开。虽然在讲演过程中仍有同学进入教室，但先后共有7个同学离开的情况，据说在这堂课上还是第一次。除了中途退场，座位上的同学也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开小差”。一些同学开始小声说话，谈论着与演讲无关的内容，还有一些同学开始翻开本子背单词、写习题。
按照所有演讲的惯例，在演讲结束后总要留一段时间给同学提问题。演讲人请同学们提问的时候，场下举手者有三个人。一位自称来自新加坡的女生发言：“您刚才提出作为异性恋要‘关爱’同性恋，但是您没有说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实质性努力。您能不能具体说说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演讲者自己似乎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只好重申了“要关爱同志”的观点，然后表扬了这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很好，说：“这是需要我们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同学举手，她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您刚才提到要对同性恋关爱、要消除歧视，我认为这个提法本身就带有歧视。我觉得同性恋需要我们做的不是‘关爱’，而是‘平常化’，是当我们提到‘同性恋’三个字的时候就像我们谈论吃饭、喝水、呼吸一样普通，那么自然就达到了同性恋所需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到时候也就不会存在歧视，同性恋也无需异性恋的‘关爱’了。第二，您刚才讲到有的同性恋所以会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他们害怕会在异性恋里受到伤害，特别是一些曾经有过异性恋的同性恋者，尽管他们有着高学历、有着体面的工作，但是他们可能在感情上遭遇过失败，因而害怕失败，所以转而选择了同性恋。其实性取向是天生的，
而不是后天变来变去的，如果说一个同性恋有过异性恋的经历，很可能是他还没有清楚他的最终取向。至于您说害怕异性恋里的感情失败，在同性恋里同样有失败的感情，也会有一些跟异性恋相同的欺骗等问题。我想您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或者说还没有深入了解过，所以才会这样讲。”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发言的女生缓缓坐下，身边的同学们已经从窃窃私语变成热烈讨论，演讲者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了嘈杂声中，只能断断续续听见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我刚才没说清楚……”
不科学的不鼓掌
当天课程的主要部分一共不超过90分钟。
记者问身边一位来自新闻系的同学，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冷落这位演讲者。“你觉得她讲得好吗？你会为一个立场片面的人喝彩吗？我们来这里为了听到权威的声音，为了了解科学的、客观的观点，我想我们是有辨别能力的。”
一席话，问得记者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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