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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也不许被领养”
一个月里，找到的孤儿已近三千。
“这里面有刚出生的小毛毛，最大的也有十四五岁”，除了操心小毛毛喝奶的事，她想得更多的是快点送人出去。
8月24日晚，中共石家庄市委大楼内也是灯火通明，不眠不休。市委常委们刚接到河北省委通知，要在市内安置一批唐山孤儿，为他们建立一所寄宿学校。邢台市委也接到同样通知。在石家庄与邢台未建好寄宿学校之前，第一批孤儿将送往衡水深县，那里已为孤儿们腾出一家农家小院，能够先住进一批人。
8月底，市委副书记张千向王庆珍传达河北省委通知，一批孤儿将立刻送往深县，要她速作准备。除了上报要送走的孤儿名单，王庆珍马上赶到机场拉衣服、拉干粮。
“孩子们有一个月没洗澡了，全身漆黑，没有一身新衣物不是更寒碜？另外吃的、喝的也得备上，不能让他们在路上饿着、渴着。”
在王庆珍安置孤儿的过程，她一直死守一条原则——“一个也不许被领养”。正基于此，当她后来得知，被她送走的“党氏三姐妹”中的党育红被“那个奥地利人”领养走时，她就是不依不挠，找到民政局上面，“我就骂大街了”。
忿忿然后，王庆珍又犯糊涂了，她硬是想不起去深县的准确时间。
1976年的8月底的一天，早上8点，两辆插着唐山孤儿专车小旗的公共汽车，停在了西山口。车上坐着153名孤儿，还有从孤儿父母单位前来护送的职工，孤儿所属街道办的人员、加上王庆珍、杜淑哲等共20多人。
“每个孩子的衣服上都别着一张白条，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年龄、父母；以后送人也都这样。”杜淑哲说。
没有书里描写得那样浪漫。没有谁唱歌跳舞。当车驶离唐山越来越远时，孩子们个个眼里噙着泪花，泪珠在一张张脏兮兮的小脸上划出条条痕迹……
傍晚时分。一行人到达了深县的农家小院。孩子们在门口张望半天，始终不挪开脚，“我们以为他们是拘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怕房子再次倒塌”。
邢台育红院
1976年9月，开往邢台的火车上。这次车上一共有100名左右的孤儿。其中有一名九个月大的女婴。途经霸县时，当地人为这名女婴准备了一个奶水充足的年轻母亲。
“那女的上车后，二话没说，抱起孩子，解开衣服就要喂奶。”杜淑哲至今对这一幕念念不忘。
女人一个劲地将肿胀的乳头塞进女婴口中，女婴就是不吃，小眼睛眨巴眨巴瞅着她，好像在说你不是我妈妈，你身上没有她的气味。
“吃啊，吃啊，我就是妈妈啊。”女人急了，一再想硬塞进去，“可孩子就是不依，扭啊扳的，涨红着小脸蛋哇哇大哭。最后这名妇女索性用毛巾把脸遮住，这样才喂成了奶。”
“那会儿真是走哪哪管，走哪哪吃！”听力也不好的王庆珍声调高高的。去霸县，别说奶妈，就是小孩的发卡，绑辫的头绳，人家都想到了。到达天津前，天津人听说车上的孩子要吃罐头，没有罐头刀，人家就把茶缸子、小刀、小勺、小剪一应备全。
在王庆珍的记忆里，这拔送往邢台的孩子，主要来自郊县。“考虑他们以后生活的地方最好与以前的生活习惯相符。所以郊县的孩子送到邢台，城里的孩子送到石家庄。”
在邢台建立育红院的原因，据杜淑哲分析，唐山余震不断，孩子们老是心惊胆颤，恰恰邢台在1966年经历过一次地震，这座城市有抗震能力，这样省委才想到在邢台建立育红院。
育红院是由邢台市委的第三招待所改建而成，后来又从市区搬到了西郊的达活泉。孩子们除了9月初来的一批，在年底又送来了一批，加上零零碎碎由唐山市幼老瘫安置管理办公室送来寄养的受伤的孩子，一共是247名。
相对于邢台育红院，王庆珍和杜淑哲谈到最多的还是石家庄育红学校。有意思的是，唐山市档案局关于唐山孤儿的记载，少得可怜，卷宗加起来还不到一份。而在石家庄市档案馆，关于育红学校的记载多达32份卷宗。
在每份卷宗里都会反复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董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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