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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学者上电视
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今年5月看过一集易中天的《品三国》节目，我很佩服！30分钟谈话节目容量很大，话一出口不能改，比写文章难多了，何况是专栏，连续讲，非常难。易先生高度专业，没有废话，可听性甚高。惟一的缺点是语速慢了一点，并仍有报告腔的残余。学生告诉我这档节目大受欢迎，我很高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美国很多一流学者教授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年，总算现在有人去做了，做得多了，观众看得也多了，优胜劣汰，好节目好角色就会脱颖而出！
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听说易先生的节目被嘲骂，那么其他节目怎样？很高明、很清雅、很严肃吗？
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
这就是人家的人文水准。至于以赛亚·伯林那些主题庞大，艰深难懂的长篇文论，探讨冷战、历史、文学、政治学——这样大尺寸的哲学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堆里半个也找不出——许多都是公众场合的讲演，还有不少是广播电台的长期现场播音。他是牛津的资深教授，是雅人中的雅人，可是扯着喉咙没完没了在电台里讲啊！
说个更极端的例子吧。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未必知道，每期《花花公子》都有顶级水准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栏目，好几任美国总统会有高端严肃的访谈刊出，也有重要的学者、文人、诗人、演员、策划者的深度访谈，内容涉及中东问题、哲学问题、社会问题、创作问题，这些访谈出现在杂志的彩色乳房和臀部的精引照片中间，未被邀请的知识分子，还嫉妒那些人呢。
想想看，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会怎样？“什么？我？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我的言论和女人的屁股印在同一本杂志中？”是的，我们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大约还在前媒体时代吧。
有人批评易中天演说风格过于评书化。评书怎么啦？中国人素有“渔樵闲话”的悠久传统，一部大历史，在中国民间就是靠一代代说书人。今日中国学者教授密密麻麻，哪里去找一位柳敬亭？
看电视不是上史论课，大众不是史学学生。历史早该从我们的陈腔烂调中解放出来，历史可以有一百种被叙述的方式，没有人可以说谁的历史叙述是100%准确而又正确的历史。西方严肃的知识分子从来都在质疑媒体，但没有人会指责一个教授上电视。专家也许会跳出来纠错，观众可以厌恶哪位做秀者，但“上电视”本身绝不会成为被指责的理由。当然，庞德当年在纳粹电台发表演说成为他的历史污点，但那不是媒体问题，是政治问题。
至于说易中天演讲时脱了鞋子不雅，记得吗，伟大的赫鲁晓夫同志还在联合国大会当众脱了皮鞋拍桌子，成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美谈”。电视这玩意儿，你讨厌，转台，关闭，不看就是了；你不服，那就自己弄个“王中天”、“李中天”来品三国、讲水浒嘛。
学者讲得如何？节目制作如何？哪里没做好？怎样可以做得更好？都是问题，但如果上电视本身就是问题，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缺乏媒体时代的常识，不如电视机前的老百姓。老百姓在乎的是节目好看不好看。现在不是讲收视率么？易先生节目收视率高，有观众，在没有更高更好的人物和节目出现之前，他就有说服力。
去年李敖来大陆，知识分子群起嘲骂，说他堕落为做秀者。这是文化检测，测出大陆知识分子的水准和心态，还在前媒体时代。
“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实在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他俩要是来中央台讲，中国有几个人看？几个人懂？这种院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公众关怀，不是我们这里能想象的。我们这里一旦成个所谓“知识分子”，上焉者，也不过是玩儿些似是而非的“雅”。可是你比雅，比得过伯林或萨特么？萨特弹一辈子钢琴呢。
我倒是想，讨厌电视学者明星的恐怕自己也很想上电视吧？而中国民众未必不喜欢高深的内容，未必听不懂——人民还没被启蒙，但谁给他们深入浅出地讲呀！
中国知识分子动不动玩儿“清高”，其实是世俗地位老弄不舒服，这才琢磨出来的花招，骂骂别人，骗骗自己。真清高的雅人，哪会去骂易先生，他家里可能根本不安电视机——想想孔夫子吧。道路颠簸，风尘仆仆，他老人家还俩手扶着车杠子，周游列国到处讲。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以易先生为代表的几个家伙，和春秋战国时代拿着竹简坐个牛车到处跑的古人，都是一回事情。当然，前提是勇敢，有关怀，有话说。这样的人如今太少了。
上电视为公众演讲，要有豁出去的勇气，更要有实力。演说非常非常难。像易先生这样既勇敢，口才与所学又得其所哉的人很可贵。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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