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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梦痕
王光英出生那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第一页。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要求民主与科学。这预兆着他一生将在革命年代和艰难时世中度过。
他的出生地是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生后一百天，全家搬到西城旧刑部街。
旧刑部街是清末民初权贵显宦的聚居区。王光英至今还记得与他家同一条街的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的邸宅。旧刑部街王家的门牌是32号。这是一座堂皇的北京式深宅大院。高门楼、高台阶、高门槛，大门口有对石狮子，门上有黄铜门钉。雕花影壁内，红柱绿檐的回廊，庭园深深，花香阵阵，栽满芍药和紫藤，园中有两株高大的白海棠树，春季开花，含蕾时是浅粉的，开花后满园一片洁白。
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他没有祖产，留学期间，是一个边上大学边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当英文教员、勤工俭学的穷学生。
王槐青在日本时，晚清昏戾而擅于弄权的西太后尚称老佛爷；以孙中山为首的志在推翻封建皇朝、建立民国的同盟会已经成立，而在封建皇朝内部，也出现了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从西方国家引进大工业生产技术、设备和企业体制，培养相应的人才，欲图自救、自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向工业化大生产近代社会演变的开始。任何社会的真正进步，总是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像王家这样的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
王光英、王光美名字的由来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王槐青入阁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
谈王槐青，不能不谈他的外交生涯。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平，他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关系到他的家庭、子女，尤其是关系到几十年后王光英和王光美的政治命运。
也许由于王槐青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又主管中国的经济，因而在北京政府时期，他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人们很难设想，王光英、王光美这对兄妹的名字，竟会与那两次会议有关。
有一次，王光美同人谈到她和王光英兄妹二人名字的由来。她说：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适在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难以料想到那两次触景生情，日后会给这对儿女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十年浩劫，造反派把这两个名字说成一个是光照英国，一个是光照美国，而英美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做父亲的梦想子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巴黎和会是在1919年1月举行的，王光英的生日是该年农历7月。时隔半年多，为什么王槐青还滞留在伦敦呢？
原来，当时北京政府迫于民愤，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继续交涉山东问题。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和顾维钧、王正廷。王槐青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其职衔是特命全权公使。由于当时中国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所以巴黎和会所触发的五四运动，爱国反帝的民众所愤怒声讨的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人都是亲日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前者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两人先后任驻日公使)，而不是上述三位全权代表。
一张珍贵的照片
王槐青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又是他的拜把兄弟，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凯。王光英幼时有个极深的印象：有许多年，王家的堂屋(大客厅)的炕上一直放着一张照片，那是廖仲凯与王槐青的合影，站在两人中间的一个小孩是廖氏的幼子廖承志。
王光英说：那张照片放在靠墙的炕沿左边架子上，并不显眼，但却放了那么多年，这似乎能说明廖仲凯在我父亲感情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后来常常想到，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小事，是和天下大事、国家大事联系着的，王光英又说：我父亲退出北京政府，恰恰与廖仲凯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是同时(1925年8月20日)，我相信这决非巧合。我父亲是在巴黎和会中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如此欺侮，又震惊于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右派暗算，然而他无回天之力，才退出丧权辱国的北京政府的。
王光英从小就注意到了那张照片上中间站着的孩子。他说：廖承志长大后人称廖公，是个很风趣的人。最近，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的一幅自画像，胖子，笑眯眯，坦露着大肚皮，叉开双腿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画面上有他自己的题辞：“革命者的神经，不要像纤维一样，应该如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向着天，永远不要消沉！”我看了很感动。
其实，廖承志那幅自画像，惟妙惟肖地画的也是王光英。
廖承志解放后担任过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王光英担任过副主席，他们在青联一起工作，廖承志对王光英的待人接物有很大影响。民族气节与开明士绅
王槐青的可贵处，不仅在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是革新派，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保持了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
沦陷时期，王槐青明志自守，杜门谢客，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当时，王家是吃棒子面，变卖家藏度日的。
到1949年春天，北平初解放，王家从北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恐怕只有前述坐落在旧刑部街的那座深宅大院了。但也在解放初期，这座深宅大院由老夫人董洁如在宅内创办了一家乳婴托儿所，专收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女干部在进军途中生下来的婴儿。庆祝建国十周年时，董洁如把王家这座旧宅捐献给政府以兴建北京十大建筑。旧刑部街路南和附近的报子街路北的房子一并拆除后，建成了现在繁华的西长安街。就在原来王家旧宅的地基上，盖成了今天那座富有中华建筑特色、壮丽的民族文化宫。
王槐青殁于1956年。北京一解放，周恩来总理就请老人任中央文史馆第一名馆员。第一天就任，是周恩来亲自用车送他去文史馆的，并对他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临水朱门花一径
有人好奇地问王光英：府上这样门第，北洋政府高官，为什么会这样进步，有这么多共产党员？
那是因为我们母系。王光英回答。王光英把他的家庭称做母系社会。意思是他的家庭所以能进步，是由于他母亲在这个小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既称系，就不只是他母亲一个人。老夫人把自己的一生，她的理想与追求，她的家庭和子女，都奉献给共产党的事业了。
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娘家原系天津盐商的后裔。董家是继天津著名的老八大家之后的新八大家之一。这也就是说，董家是由封建商人转到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阶级的。
董洁如是封建家庭的闺秀中最早追求妇女解放的。她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冲出闺门，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王光英说：我母亲是最早要求自我解放，要求自由、自己拯救自己的老一代中国妇女。王光美说：我母亲当时的行动，现在看来是寻常事了。然而在她那个年代，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要知道那是在封建制度正在土崩瓦解、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事。
王光英兄妹童年时，董洁如就告知他们，她有三位亲属是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时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于1927年4月28日一起就义于绞刑架上。因此，王氏兄妹从小就知道他们有三位长辈是中国革命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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