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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土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1948年8月21日，我和少奇正式结婚。恩来同志特别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
我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延安
那次我骑着老马到枣园少奇那里去，半路上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我看见江青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位置上。当时延安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车了。
我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延安。就是那次我骑着老马到枣园少奇那里去，半路上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我看见江青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位置上。当时延安没有小汽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车了。江青在延安很有名，主席夫人嘛！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她，但她不认识我。后来到了西柏坡，我和她才真正认识。
进北京以后，江青和我来往多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她约我和她一起上天安门。白天我们都没有票，上不了天安门，晚上她打电话来，要我和她一起去。我跟着她，哨兵也不敢拦，就上去了，还在天安门后面转了转。
建国后不久，江青回了趟山东老家，把她的姐姐接来了。她姐姐的丈夫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她姐姐来北京后住在中南海，有段时间在西楼食堂吃饭。
我对江青当然是很尊重的。她是主席夫人，资历又比我老。我觉得她当时对我挺好的。我生平平时，江青在苏联休养。她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给我送过一些衣料。她从苏联回国后经常给我打电话，约我上她那儿去聊一聊，有时给我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有时让我陪她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她常看。有一次她留我吃饭，特别简单，菜就是一只螃蟹。反正她要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不提意见。
有好多事情江青挺精的。进北京以后，有时少奇想吃苦瓜之类的南方菜。这些东西当时北京没有。我是北方人，什么苦瓜？咱见都没见过。那时团中央的干部往南方出差多，有次我托冯文彬同志从南方买一些苦瓜回来。我想毛主席也是湖南人，大概也爱吃苦瓜，就给主席家也送去了一些。江青很快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咱们中南海有供应站，要什么菜，叫他们去买就是了。”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供应站。
1959年庐山会议
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可惜中途逆转了。
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又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
分组讨论是按6个大区。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到小组参加讨论，少奇是到中南小组。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庐山，所以大家纷纷利用开会的间隙，游览观光。
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一开始大家不知道彭总写信的事，因为是写给毛主席一个人的么！7月16日，毛主席把彭总的信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印发。大家这才知道。
彭总的信发到少奇同志这里的时候，先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同志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挺高兴，说彭老总的信写得好，代表了他们的想法，称赞彭总敢于提意见。刘秘书还跑来把他们议论的情况和我说了。
会议开始转入讨论彭总的信。在讨论会上，少奇同志没有对彭总的信直接发表意见。他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我让警卫员扶着他下山，进会场。
少奇开完会回来，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了。秘书吴振英同志是跟少奇同志一起去开会的。他一回来就紧张地说：“毛主席发火啦！主席在会上对彭老总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议论了半天，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我也没想到突然起这么大的变化。我的感觉，彭总的信中用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话把毛主席惹恼了。
散会时，胡乔木同志跟少奇同志一起到了我们的住处。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会上负责起草文件。当时文件已经写出了初稿，叫《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基本内容是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乔木对我说，他也是昨晚吃了安眠药，早晨被叫起来开会，到现在还晕头转向，就跟着少奇同志来了。我说：“现在已经中午了，就在这里吃午饭吧！”
这样，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小餐厅里，少奇、乔木，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中饭。吃饭的中间，我听他俩议论文件的事。乔木说，现在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原来的那个文件还行不行？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少奇说：文件你们还是接着写。
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
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得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事实情况是，许多发言并不是讨论他们发表的意见，而是算起历史旧账来了。
少奇同志一直惦记着原来的那个文件。他又找乔木，说，他提议，把反右倾的文件只发到省一级，不要向下传达，同时搞一个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文件，发到县以下单位。少奇要乔木在起草文件时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经验时说到：如果当时上面反右，下面仍反“左”，情况要好多了。毛主席听说这事后批评胡乔木同志：“党的副主席叫你写完，你就该写嘛，不写是不对的。”可事实上，如果真的继续写出一个纠“左”的文件，后果很难设想。
期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七月二十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芦林水库离毛主席住的“美庐”很近。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经常来这里游泳，有时就邀请一些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随便聊一聊。听说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应邀来这里同主席一起游泳。
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我问主席：“看我游得怎么样？”主席说：“你游得及格。”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不知道爬起来。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
会议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又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
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8月21日，我们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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