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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身上能依稀看到德兰修女的影子
对吴仪：“他们在骗你”
“好多人盼着我死，那些吃艾滋饭的人，怕我说话的人，都恨死我了！”
还有那么多骗子缠着她。一个村里的老支书，自己的孩子得艾滋病去世了，高耀洁去村里看他，给他钱，他还管着村里的一群艾滋孤儿，一给高耀洁说起艾滋病来，就老泪纵横……看着是个多么善良淳朴的人啊！可是今年村里的艾滋病人给高耀洁写信，她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年组织村里人卖血的“黑血站”的“血头”，而且不断从艾滋病人收到的捐款中刮钱，现在甚至在村里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了艾滋病救治协会。
“我曾这样想，苍天如此无知，今后我敢相信谁呢？”
她又说起老搭档桂希恩，“那是个老好人，心眼太好，太老实啦。那些骗子能骗得了桂希恩，她(他)不敢来骗我，我斗争经验比桂希恩丰富。”
“文楼村马深义现在找了一个对象，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女病人，我不去村里，可是我消息灵通得很，有人给我说。”高耀洁露出孩子般狡黠又得意的笑容，“我有线人，啥也瞒不过我。”
墙上还有那么多艾滋病人的照片，“我这把年纪了，那些孤儿我都交给杜聪了，要不我死了，他们就没人管了。”
她还想继续去村里，还有那么多人她想去看看，还有好多资料她想发给村里人。“我还没有被举报过，我值500块钱！记者值50块钱。”
为什么呢？原先在有艾滋病患者的村子里，如果有人举报高耀洁来了，村干部会奖他500元钱，举报其他的生人会有50块钱。
“我还没有被举报过呢，穷人都对我好，所以现在还没有人拿到这个钱。当地有人给我送信，还有农民会早早把我藏在玉米地里，谁也找不到我。”
她还记得前些年，河南有的村子里，房子东面的窗户全都堵死了，问为啥呀，说是害怕艾滋风；村东的麦田麦子全烧焦了，一问是怕有艾滋味；东面菜地里的菜全烂了，说是有艾滋气；就因为村东有个艾滋病人去世了。“就为这，要是能动，俺还得去。”
“某些人”是她认为的“相关机构的御用文人”。前一段时间，有人写文章称，一个妓女能感染多少例艾滋病，并附有相关数据。高耀洁就按照数据统计了半天，得出结论，全中国人很快都会感染艾滋病。她说，“这种文章的目的，就是强调性传播，来掩盖政府失职的责任。”高耀洁喜欢引用在河南流传颇广的打油诗：“乡骗镇，镇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2003年12月，吴仪会见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仍然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博客里写：“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高耀洁说。
她还认为，“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高耀洁手头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很多来自河南以外的省份。她博客上刊登过一个叫周洪强的家长的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小板，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
“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高耀洁说。
让她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高耀洁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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