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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标升国标”
2001年12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标准进行了改进，规定中国只实行一级标准——国家标准。原来地方标准只要经过审查，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经过批准以后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不符合的必须淘汰。“地标升国标”是国家标准的统一，是药品质量的优胜劣汰。
“地标升国标”有利于药品监督，有利于保证药品安全。但在这项工作过程中，确实有企业夹带了一些不该升国家标准的品种，还有个别审批人员滥用职权，违规审批，收受贿赂。我们正在清理药品批准文号，就是要将这些不该作为国标的品种清理掉。
关于GMP认证
中国从开始颁布到全面强制实施GMP用了14年时间，效果还是很好的。GMP认证提高了制药行业准入标准，那种作坊式、手工式的全部被淘汰，GMP企业绝大部分都是自动化的。同时，也规范了药品的生产行为，药品质量得到进一步保证。
在药品生产企业推行GMP管理，这是国际惯例。到现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了GMP管理制度。中国是1988年颁布第一部中国的药品GMP。那时候颁布的GMP是指导性文件，指导大家做，到1995年开始在药品生产企业进行自愿认证。
1998年国家药监局成立后，开始推行强制认证。我们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分剂型、分类别、分步骤逐步实施GMP的强制认证。直到2004年6月30日，中国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全部在GMP条件下生产药品。当时，有1700多家企业不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怎么办？2004年6月30日责令停产，同时有八百多家企业被淘汰(但迄今为止，国家药监局并未公布通过GMP企业的总数——记者注)。
有些网友说实施GMP还是出现质量问题。GMP是一个制度，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如果你严格按照这样做了，不会出现质量问题的。如果你不执行这个规定，规避监管，搞偷工减料、违规操作，肯定是要出现问题的。比如齐二药，实际上就是违背了GMP的规程，进来的原料没有进行认真把关检验。所以好的制度，更要企业进行认真执行。
一个行业和其监管者的8年“恩怨”，是郑筱萸案发后舆论热潮中的一个独特视角。尽管叙述的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一个特殊空间内的权力寻租过程，但是，一些惊心动魄的东西破土而出：比如，在“制度化管理”的大旗下，权力借此寻租易如反掌；比如，在“制度化”强压下，中国制药品企业如何以“非制度化手段”生存——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也正是这种非制度化的、不合理的生存现状，导致了这场“恩怨”。
以利益为主体的关系，是现实关系中最真实、最常见的一种关系，但它不应存在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因为它不仅没有法理性，而且靠不住，并造成了恶果。特定时期之外，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追求利益，而是合理分配利益。所谓“政府自肥则社会必瘦”。具体到动荡的中国医药行业，就是企业苦不堪言，百姓怨声载道，官员纷纷落马——这个领域涉及的诸方无一获利。如果人人都在一场“零和游戏”里玩，社会和民生进步从何谈起？
对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因利益往来而造成的腐败，我们已经投入了很多关注。姜伟的倾诉，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两者间是一种合作框架，那么社会关系就容易和谐；如果政府和企业之间“恩怨”不已，终将涉及到百姓。
一个简单而理想的模型是，政府不介入逐利，并尊重企业的逐利本能，同时尽量帮助企业在制度化条件下生存、发展。这样，企业对社会的造血功能才会增强，并使百姓受益，最终形成政府、企业、百姓都获益的多赢格局。这个模型的主角是政府，而政府也理应在构建新型合作关系中进行主导。就当下困扰不已的药监系统而言，解决市场乱象无疑是当务之急。而这个艰巨任务，仅靠政府部门自身显然无法完成——毕竟，利益格局已然形成，没有哪一方会主动退出。要想使这个利益格局变得有序一些、合法一些，政府部门除自己改革外，还必须有更多的合作意识。
强调合作，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部门主动放弃药品集中审批权。即使在药品市场有序的美国，审批权同样高度集中。只要权力存在，就有寻租空间。问题不在于我们去“消灭”这个客观存在，而在于不让这个空间顺利运转，更不能让这个空间以“管理”的名义行罪恶之实。因此，扩大企业的谈判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办法。比如，发布政策前，加入一个协商过程，通过公开对话、博弈等形式实现，而不是借助中介公司、贿赂官员。政府权限的“让步”，可以换回管理上的“进步”，并最终为药品市场打下一个靠“专项治理”无法实现的良好基础。一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框架搭建起来，药品企业和消费者目前的紧张关系才有望缓解，并使这个领域的民生，实实在在得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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