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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进城农民最有发言权
对于农民的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舒尔茨曾指出，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他们是最微观状态的企业家。农民是否愿意迁入城市，表现出严格计算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农民该不该进城应该自己定。
进城渠道的畅通只是农民进城的必要条件，畅通的进城渠道并不能保证农民进城行为的发生，农民进城的行为最终是农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农民的进城行为主要受进城收益的驱使，受进城成本的制约。但是影响农民进城行为的还有农民对进城后就业的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土地对于农民而言相当于一份生存保险；农民入城居住放弃了土地，也就放弃了这份保险。进城后，虽然城市的就业渠道宽于农村，但是总体而言，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劳动技能也较为单一，倘又没有接受什么培训，那么他们就可能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从而增加农民进城的生存风险。成为城市居民后，他们还会面临其他不确定因素。这一切都会反映到农民对进城后的预期之中。正是这种综合了进城收益和进城成本的农民对进城后的预期决定了农民进城行为是否发生。如果进城成本农民可以承受，且对进城后的预期较好，那么农民进城的行为必然会发生。反之，如果进城成本农民难以承受，或者农民对进城后的预期较差，那么农民就不会选择入城居住。
综上所述，农民工有迁徙的自由，有交换经济资源(劳动力)的自由，有享有劳动成果的自由，有合理分配财富的自由，有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自由，有发展的自由。农民工的自由权利，是天然权利，只有落到实处，才是实质自由——这就需要政府平衡各方的利益，矫正社会天平。他们做出了贡献，理应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权利保障。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一种天然权利。城市不能因为习惯了侵蚀和剥夺，就将归还当做奖赏和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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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仅有不到两成的农民工打算长期留在城市。此次调查表明，70%以上的农民工向往比较优越的现代城市生活，但与之相矛盾的是，仅有不到20%的农民工表示打算长期留在城市，80%以上的人则打算最终回老家，或者满足于长期在城市和老家之间往返的季节性流动生活。(2006年6月8日《山西日报》)
尽管上学条件艰苦，许多农民工家庭还是把孩子带到了城市。
或许能有这样的环境睡觉就不错了，还有许多农民工仍然以大地为床。
以地为桌，举枝为箸，果腹即足……尽管生存环境艰苦，但他们依然选择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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