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种话语模式可以对革命和社会变革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把某种话语模式凝固化，同样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害。在“和谐社会”的话语模式下，话语同阶级斗争无关，同与此相联系的权力斗争无关，只是同发展经济、发展文化以及同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协调有关
从2007年两会“民生”成为最强音，到近来全国从上到下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实举措，悄然间，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图景的呈现和深入人心，我们注意到，一种与时代相对应的新话语模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语话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和革命需要作理论上的表述。社会变革同理论上的表述互相促进。理论上的表述会逐渐成为普遍的话语，同实际的行动相结合，成为某种话语模式。
话语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何谓“话语模式”？这需要追溯到欧洲的宗教改革、启蒙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说起。一个女孩带着面包和牛奶去探望居住在农村的外婆，狼打听到了她外婆的住址，先把她的外婆吃了，然后装成她的外婆，把小女孩也吃了。这是法国农民冬天围着炉边经常讲的狼外婆的故事。这可以看作是当时法国农民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反映法国农民对法国封建贵族在农村“人吃人”统治的极端不满。
到了1730年之后，法国资产阶级逐渐兴起。法国大革命的话语模式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取得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
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有巨大的影响。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中国的革命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时“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话语模式照搬到中国来，主张中国革命是建立苏维埃式的共和国的目标，把在一个国家可以首先夺取政权的经验说成中国可以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政权，并且鼓吹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可以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这种话语模式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深入到中国农村作调查研究，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努力把话语的主导权从共产国际手中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自己手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话语模式受到全党的拥护，替代了共产国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旧的话语模式，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从启蒙运动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可以了解话语模式。由来和演变的过程，也可以了解话语模式的含意：话语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话语模式同实际的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话语模式便于同广大群众沟通和交流，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话语模式是不断发展的。某种话语模式可以对革命和社会变革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把某种话语模式凝固化，不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修改和发展，同样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害。
从话语模式的变迁看政治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自然要借鉴苏联的经验。联共党史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我国广大干部学习的著作，其中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话语模式对我国自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人们重新思考。
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曾经试图摆脱这种阶级斗争的话语模式，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把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这种话语模式的转变没有取得成功。在1958年开展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运动，并提出了“三面红旗”。红旗代表无产阶级，白旗则代表资产阶级，因此又陷入了旧的阶级斗争的话语模式中。这样就更加僵化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与此同时，开展了对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经过上述演变，话语模式就凝固为“以阶级斗争为纲”。
幸运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话语模式的根本转变。
邓小平明确提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同时否定了“两个凡是”，为话语模式的转变创造了前提。从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市场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框框，使我国经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同时，打破了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市场割裂的框框，果断地提出创办特区，使我国市场逐步同世界接轨。根据邓小平的理论，我国采取一系列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根据邓小平理论，党中央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基础。
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做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表述。这些新表述中的核心是“和谐社会”，只有和谐，才能做到“以人为本”，只有和谐，只有政府同企业、社会和民间的紧密合作，才能实现科学发展，也只有“和谐”，才能构建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使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增进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话语模式重在保障话语权
由上可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话语模式的重大转变。高尚全曾经对“和谐”两个词作过解读：“和”是指“人人有饭吃”，“谐”是“人人都讲话”。最早对意识形态和话语模式作过论述的法国学者托拉西，曾指出某种话语模式必须注意修辞和语法，以便在公众中能够流传。“和谐社会”既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符合汉语的文法和逻辑，又符合人们的理念和道德，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和理解。这种话语模式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现在从阶级斗争的话语模式转变为和谐社会的话语模式，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模式下，话语同阶级斗争相联系，从而同某种权力相联系。在和谐社会的话语模式下，话语同阶级斗争无关，同与此相联系的权力斗争无关，只是同发展经济、发展文化以及同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协调有关。不同的话语不是来源于阶级斗争，而是来源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发展。因此，保障话语权，让人人都可以讲话，反而可以促进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总之，在和谐社会的话语模式下，可以避免在阶级斗争的话语模式下保障话语权和剥夺话语权之间的矛盾和困境，使保障话语权和构建和谐社会处于良性循环。在良好的语境下，人人都讲话，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而社会愈和谐，又可以促进人人都讲话，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良好的话语秩序和制度。(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