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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造假”
南方周末：您最痛恨的科技体制中的问题包括哪些？
万钢：我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看出来。如果仅仅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造假了，对吧？一个称得上科学家的人不应该造假。
南方周末：但大家可能会感到，造假似乎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万钢：有一些貌似科学家的人造过假，这也是一个事实，也许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这些现象。为什么会有造假现象发生？是什么原因促成他造假？肯定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从理想的角度看，我希望永远没有造假的科学家，即使他失败了，他也能坦然面对失败。
南方周末：您失败过吗？
万钢：我在德国主持技术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在最后验收过程中，领导来视察，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我觉得很没面子，一个晚上没有睡好，就在想这事怎么办。第二天，我对领导说，“实在对不起，出现了意外问题，正在解决中。”他回答我，“万先生，你用不着多考虑，因为你也是人啊，是人就会有考虑不到的问题，就会出错。”其实像这种宽松的环境，会给你一种自信力，排除这些压力，避免造假的现象出现。
我有时想，业界出现的造假问题，是不是和我们“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有关呢？
南方周末：汉芯事件对您震动大不大？
万钢：我没有直接参加处理，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韩国的黄禹锡造假风波，大家很熟悉，他曾经被当作“民族英雄”，都无法容忍他失败，但科研工作，怎么会没有失败呢？！我们反过来看国内，我上面说的要检讨“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就是要给研究者创造更好的环境。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一直跟我说，“十年磨一剑”，科学家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
南方周末：但剑没有磨完，职称可能就完了，因为您要完成论文指标和SCI检索数量，有人说它们是学术腐败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认为，之所以要定指标，是因为行政主管部门的人不懂学术，只懂算术，指标管理最方便，您在同济是怎么做的？
万钢：我不主张给我们的老师确定指标。大学不是工厂，在发达国家，即使是工厂，也很少制定什么指标，尤其是研发工作，千万不要定不切实际的指标。指标管理确实方便，加在一块一共多少分，再看看排名，这样，人就成了分数的奴隶。
南方周末：您在将来的工作中能为科技界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万钢：我也希望今后能够给所有的科学家、所有工程师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大家都能坦然面对失败。把失败真正作为成功过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总结经验，去达到目标。作为大学校长要有定力，作为科技部部长也要有定力。
各界期待新科技部长
希望未来科技部在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上，能朝着更加公平、公开的方向进行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经费的使用效率。当然，很多问题不是科技部部长一人就能解决，科研体制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联系密切，想根本解决问题，还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此次万钢受命出任科技部部长表明，一是中央在十七大前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传递了民主政治信号。科技部这样的部门，业务性比较强，适合民主党派人士任职，万钢也是“文革”后第一位担任国务院部委正职的民主党派人士；二是传递了科技体制改革的信号。原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存在很多弊端，现在科研领域的浮躁之风、科研队伍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此相关。下一步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会是更深层次的改革，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逐步向服务、引导方面转变。
马正午(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科技领域的专业性很强，一般人不懂，我们也期待懂行的人从事科技行政管理工作。除了懂行外，还得具备个人牺牲精神。当了行政部门领导之后，可能做业务的时间会减少，因为管理和研究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很难兼顾；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了领导之后，很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展自己研究的专业。
前一阵我们搞的工程师制度改革，由行业协会对工程师进行资格认证，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是件好事，但进行起来很困难，它实际上转移了政府的职能，这个过程中多少有行政部门的阻碍。在科技领域，行政部门主要应提供一些政策性的规范化的指导，诸如认证这一类还是要交给具备专业能力的行业协会来解决，行政部门不应该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孟辉(原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副局级干部，曾负责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日常工作)
我们一方面要下大力抓项目、努力进行重大的突破，同时更要兼顾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教育。以往一出科技丑闻，往往会把问题推给科学家，科学家的确负一定责任，但这当中有政策措施不到位、科学道德教育缺失等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监督惩处力度不够，制约机制不健全所致。我们应完善什么样的机构、设置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对科技人员加强教育，使他们在保有从业基本道德底线的同时能追求较高的道德境界，这很值得思考。
杨孝伦(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目前科技界从上到下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就我熟知的汽车领域而言，很多技术都是从国外买来的，很多人不愿意搞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材料研究，因为出成果慢、吃力不讨好，别人的车都开上路了，我还在这儿研究一个零部件，这有科研评价导向的问题，希望未来有关方面能转变观念。其实真正的科研成果不一定是产品，不一定是整车整机。另一方面创新型工作是充满风险的，有些人不敢冒风险，害怕承担责任。这两个问题都很难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何士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科研体制最主要的就两件事，一是科研经费怎么分配，二是科研成果怎么评价，这些年这两个方面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变化，但我感觉变得还太慢。
我国目前的科技投入应该说并不少，但相应的产出却不尽如人意，相当一部分经费都浪费了。怎样最大程度地发挥现有经费作用，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经费分配机制。在国内，我个人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973项目的评选机制比较公正、公开，但它们掌握的经费毕竟比较有限。希望未来科技部在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上，能朝着更加公平、公开的方向进行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经费的使用效率。当然，很多问题不是科技部部长一人就能解决，科研体制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联系密切，想根本解决问题，还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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