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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季羡林拜年
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季羡林热”，这种“热”的程度，连季羡林先生自己也开玩笑地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曾经说过：“对季老这种异乎寻常的珍惜和尊崇，让我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我自己也确实有些“看不懂”。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最要紧的办法无疑是要真正地了解，进而理解季羡林先生本人。倘若离开了“人”，而去谈论评说关于某“人”的“热”，那注定是隔靴搔痒的，至多也只会得到些微的皮毛之见。
按照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物要看三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或者还有比较简单的说法，那就是搁置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的“立功”，把着眼点放在相对而言个人比较好把握的“道德文章”上。
季羡林先生已是96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1984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73岁，年过古稀。撇开季羡林先生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那些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
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非常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
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17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乐于写“序”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是被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次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北大并担任教务领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40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时，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轰动北大，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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