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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７月，下班了，阿南想在街边多坐一会，他毫无顾忌地诉说着来广州前讨饭的日子和在广州的经历。
他们的标志性动作就是下蹲
二十多个少年犯，齐刷刷光着膀子，站在广州市少教所的食堂饭桌上，仰着头、不伦不类地背诵顾城那首《我的幻想》。广州大学的艺术教师周杰站在地上仰视着指挥，急切而有力……
这是已经拍了三年的纪录片《幻想》里的镜头。三年前周杰在帮少教所排演话剧《幻想》的时候，想到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为什么要让他们站在桌子上朗诵呢？周杰说起这件事就笑。
“我第一次进少教所就被偷了香烟。想和他们平等交流时，他们却见人就蹲下，根本没法交流。”周杰意识到，这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饱受歧视的孩子，关入少教所后又受到严格管教，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平等，他们的肢体语言永远是缩着的，他们的标志性动作就是下蹲，这也是他们面对城里人的标志性动作。
“但我想要他们站起来做人，人只有站起来，美与善才会生长出来。”周杰说。
他想出的办法是让孩子们站到食堂桌子上排演，还允许他们脱掉上衣寻找自由的感觉。孩子们很兴奋，“老师，我能看到窗外了！”“我感觉我在天上飞”……他们从这个起点感受到尊严。
周杰还解释了用诗歌与流浪少年接触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种陌生化的手段。通过他们对陌生东西的好奇，激发他们对文明的向往心，也和他们产生思想上的碰撞。”
和他有相似想法的还有安海波，她是四川美院的摄影专业硕士，持续一年多跟踪拍摄广州流浪少年。“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又是很危险的一群人。如果这个社会抛弃他们，他们也一定不会再对这个社会怀有善意。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城市犯罪的后备军。”
他们好像永远在嬉皮笑脸
周杰在与少教所学员的接触中发现，这些孩子90%是扒火车来到广州的，80%以上的第一次犯罪是从广州火车站开始的。
他们多数家庭不幸，来广州是因为影视作品或周围人的“广州容易赚钱”的描述。他们对流浪的城市充满好奇，没有归宿感，可是有时被抓到别的地方，最后却又常常千里追寻广州而来，“有点像候鸟迁徙，都不知道是什么魔力让他们这样做。”很多孩子被遣送后，甚至从粤北、湛江一带一路走回广州。
这在安海波长期跟拍的少年阿城和阿南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阿城与阿南都是从小没有家的孩子。阿南甚至恶狠狠地告诉安海波：“如果哪天我找到了亲生父母，我一定会用菜刀砍死他们！为什么他们生下了我又不管我？”
他们都是在火车站被黑老大捡了当小弟，开始抢劫犯罪。从少教所出来后，曾被少教所干部安排在桂姐的餐馆打工，安海波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对他们的跟踪拍摄。
阿南对这个城市很好奇，经常打电话给安海波，要她陪着去逛街。“每次他总是找不同的路回来，希望了解这个城市。有一次一直从天河走到了火车站，一共走了十几公里路。每经过一座高楼他都坚持爬上顶楼，可是他看城市的表情却很木然，显然觉得繁华其实和他无关。”
“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使他们对一切都无所谓。”周杰进一步认为。
在少教所排演话剧时，这些孩子就经常表露出这种无所谓的心态。排演不好，他们嬉皮笑脸地无所谓。排演时被淘汰，嬉皮笑脸地继续来捣乱。“他们好像永远在嬉皮笑脸，带着卑微的笑，对任何事物都漫不经心”，“这种态度使他们很少有严肃的道德感与价值感”。
安海波深深为这个群体担忧：“好像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常常在这一刻真诚地发誓要好好做人，下一刻又把什么都忘了。”
他们被捡来捡去的轮回
但由此来判定这些孩子已无药可救是武断的。周杰欣喜地发现，一些少教所的孩子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流下了眼泪。“这让我感到他们对美有着原始、纯朴的感受力。”
对美的感应却并不意味着立即改变他们的行为。
一个孩子告诉周杰，他们三个伙伴同时被解教，从少教所门口的山坡上下来时，看到一女子提包走过，其他两人下意识地互递了眼色，三人成功地劫包而逃，整个过程发生在解教后的10分钟内。
安海波在一年多的拍摄中，处处关心这些流浪少年，甚至帮他们找工作。阿南和阿城曾承诺，再也不会去走老路了。但没过多久，她发现这两个流浪少年从桂姐的餐馆里出走后，就跑到湖南去抢劫。被抓后，警方从阿城的手机里发现了安海波的电话，还致电了解情况。
在阿城离开桂姐的餐馆准备再次流浪时，安海波陪了他整整一天，怕他去做坏事。坐在广州繁华商厦天河城的台阶上，阿城忽然蹦出一句：“不行就再去干一把！”安海波马上追问，阿城发誓，这只是随便说说，“不会辜负安姐的期望”。但现在他们都失踪了，也不再和安海波联系。“我想，他们可能又走上老路了，所以不好意思和我联系。”
周杰同样担忧。在排演节目时，有个孩子嚷嚷着要在解教后邀周杰喝茶。解教那天，周杰到少教所门口接他，看到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在门口徘徊。这个孩子说，这是一些黑老大派来捡小弟的。周杰问他还会去吗？少年很不屑地回答：“我都要去捡小弟了，哪会被他们捡啊！”
他说在外面有不少可以落脚的朋友，借了周杰的手机一个一个地拨号，结果无人愿意收留他。他很不好意思地问周杰：“可不可以帮我找份工作？”周杰帮他打了一圈电话，没有人愿意接收这样一个既无身份证又犯过事的孩子。这个孩子不再说什么，怅然地离周杰而去。
“那时我感到很无力又很不安，我不清楚他在走投无路后，会不会又去犯罪。”周杰说。
“我只是希望，当他们再次去抢，甚至准备举起刀行凶时，会突然想起一段曾让他感动的音乐，一场曾使他开心的舞蹈，一句曾令他忧伤的小诗，一个尊重和安慰过他的人……哪怕就是这么一点点犹豫，我的尝试就算没白费了。”
传统的管教体系和近年新起的救助体系，如何针对流浪儿童增多的现实，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给以有效的帮助？
“当我自己一个一个地去帮这些孩子，其实是很困惑的。依靠这么几个人的力量，真的能改变什么吗？但如果大家都不去做，他们真的会变成城市犯罪的后备大军啊。”女作家肖存玉忧心忡忡。
“尤其是问题少年放归社会后，除了一些管教干部和社会人士依靠自身资源帮助孩子找点工作，基本让他们自生自灭，实际上又一次把他们推向犯罪深渊。”自设基金帮助流浪儿的廖陵儿说。
对体制内的工读学校—少教所—少管所体系，廖陵儿也颇有微词：“现在国内的青少年犯罪改造远没有跟上社会的变化。他们几乎很少在管教体系里学到有用的知识，也没有学到安身立命的技术。管教体系是不是能和劳动局、教育局等单位进行深度的、成建制的合作，让孩子们在里面真正能学到东西？”
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流浪儿童来自农村的占83%，来自城镇的占17%。绝大部分流浪儿童是文盲或是小学文化程度，年龄主要集中在10岁到15岁之间，18周岁以下的流浪儿童在全国有15万。
但有经验的专家告诉记者，显然15万是一个极其保守的数字，在儿童保护状况高度完善的美国，流浪儿童都有100万。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对北京、杭州、上海等九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推算，流浪儿童应该在100万至150万间。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流浪青少年的犯罪情况在一些流动人口大的城市如深圳、广州、北京，尤其明显。以广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从2003年8月至2007年5月底，共接收流浪儿童3697名，其中轻微违法的2144名，占58%。
尽管国家综治办和公安部多次表态，要对教唆流浪儿童犯罪、父母随意遗弃孩子的情况进行治理和打击，但从近年公布的流浪儿童情况和数据观察，有日趋严重之势。
民政部两年前开始起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办法(草案)》，该部已在全国建立了一百多家流浪儿童保护救助中心，受救助流浪儿童超24万人次。2001年起，郑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开始尝试以“类家庭”、全天候救助中心、街头流动救助、职业技能培训、家庭寄养、救助小学为主要内容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郑州模式”。(参见本报2005年4月28日特别报道《现代三毛回家记》)
传统的管教体系和近年新起的救助体系，如何针对流浪儿童增多的现实，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给以有效的帮助？
问题已引起高层重视。去年底，温家宝总理专门对有关流浪儿童的问题作出过批示。
今年两会期间，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在中央电视台上高调宣布，公安部、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19个部门已联合发文解决流浪儿童和青少年犯罪问题。他预计，发改委、民政部等部委加上地方财政将会有十几亿资金的注入。
对这样的利好消息，廖陵儿保持谨慎乐观。她举了个例子，在青少年管教体系中，国家规定要设有扫盲班。但她接触的一些流浪少年，管教了一两年放出来，仍然大字不识一个，甚至连自已的名字都不会写，“这说明了什么？钱到位，政策到位，并不一定能办好事情了，可能更需要的是心到位，用心地去办事才行。”
一个是画家之女，一个是退休作家，一个是餐馆老板，三个女人“打捞”三毛，用爱心，信任，和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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