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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失败是自掘坟墓
这个阶段之所以共产党大受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之中，在很多方面实际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既反“苏”又反共。
“苏”者苏维埃，就是苏联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工农政权机关。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依靠工农创造的苏维埃顺利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又在宪法当中规定了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苏共长期以来凌驾于苏维埃之上，国家的重大决策、重大人事安排全部是在苏共政治局几个领导人作出决定后再强加给苏维埃，有些决策甚至瞒着苏维埃。
除了反苏，苏共还反共。共产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包含民主，恩格斯在建党时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64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理应是民主制。十月革命之初，苏联还是存在民主的。但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就处心积虑地开始个人集权，到1941年终于把党政军三大权力集中于一身，之后又推行了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这些做法带有浓厚的沙皇君主专制主义色彩。斯大林确立的这些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趋于缓和，从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开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联系，1980年代双方开始对话合作。1991年苏东剧变后至今，更是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双方各自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当前大多数共产党对待社会民主党，都改变过去的对抗做法，不能再把社会民主党看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而视之为另一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看成共产党应该联合团结的对象，看成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在当今世界，共产党和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求同存异，加强合作，才能增强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目前社会党国际已经拥有169个成员党，4000多万党员，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共有122个，党员总数约300多万。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党的力量远比共产党大得多。以瑞典为例，当今瑞典社会民主党约有120多万党员，而瑞共只有3000多人。各国共产党要赶超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要赶超民主社会主义真是任重道远。首先必须善于与社会党合作，善于借鉴社会党，不断更新观念，善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赶超民主社会主义。法共和法国社会党从1995年起在大选中开始结盟合作，并于1997年组成左翼联合政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从1994年起与左翼民主党开始竞选合作。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共产党也都开始与社会党合作。南非共产党从1994年起就有三人参加以“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社会党国际成员党)为主的民族团结政府，担任部长，“非国大”领导层中近1 ／ 3为共产党人，两党已实行党内合作。
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也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的经验教训。胡乔木同志于1980年7月7日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讲得相当精辟，这里摘录如下：
“共产国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就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引到绝路，引导到它的反面。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奉行的社会主义，在国内是民主的，在国际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没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搞不成，共产主义也搞不成”。“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民主难道就不是？到那个时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这种观点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从1980年代初起，我们党与越来越多的社会党建立联系。1982年社会党国际开始与我党直接接触，1984年5月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首次访华。1987年4月6日邓小平在同瑞典政府首相、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卡尔松会谈的全文记录稿中说：“我们都是左翼”。肯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是左翼，这就改变了以往唯我独左、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右翼的传统看法。当今我们党已经同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都建立并发展了友好交流关系。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领高级代表团访华，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会见，这标志着社会党国际与我党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看来加强与社会党国际及其各成员党的合作，有利于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社会民主党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三类政党，三种国家，三种社会制度”。他们认为社会党执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丹麦、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都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叫做共产主义国家，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则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据我个人研究，当今世界的确是三大政治思潮，即为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当今世界上的社会制度则只有两种，民主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但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模式在西方还没有完全实现，还在探索当中。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17个大财团还支配着瑞典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则只占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可见瑞典还是私人资本占有优势，占有统治地位，因此很难说瑞典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念，我们过去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然而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局部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长出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当今尽管还有垄断经济的成分，但是竞争超越了垄断，当今我们不宜再用垄断或竞争来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应从社会整体的变化来透析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它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了；第二，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增加。我用21个字来界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用这个定义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所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民主党通过高额税收的办法把社会化劳动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用于全民福利。瑞典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战后初期为1∶1，1960年代为2∶1，1970年代为3∶1，1980年代为2∶1，有些年头甚至超过4∶1。可见瑞典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是逐步提高的。因此瑞典既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可以说当今瑞典是一个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没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如美国)也有高度的社会化和有所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国家也属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即便是曾经发生剧变的原苏东国家，尽管他们都转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这些国家也是属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再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也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我们是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从当今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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