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日前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审被判死刑，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美国侨报发表文章说，西方媒体对郑筱萸案的“过度联想”，甚至就有刻意之嫌。摘要如下：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5月29日一审被判死刑。世界舆论为之关注，《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纷纷报道。
这几篇西方媒体报道的“潜台词”丰富。除引述中国外交部、新华社的话，说明此判决释放中国政府强力反腐信号外，就是浓墨重彩，将郑的死刑与美国、巴拿马等最近指控中国饲料、牙膏等受污或假冒的食品药品安全风波联系在一起。
且不论郑筱萸去年年底即被“双规”，远在中国出口食品药品风波之前，也不论中国外交部已明言此判刑是“内政”，就说西方媒体在未采访官员、专家的前提下，即主观武断地将两者扯上因果关系，就实在不妥——有悖客观公正的新闻基本原则。
这些充满“暗示”的报道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审判受制于政治需要，此时给贪官判死刑，是为平息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的质疑和批评。
无独有偶，与郑筱萸官职相当的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前局长克劳福德(Lester Crawford)今年2月因持有FDA所监管公司的股票，也获罪受审。对此，《纽约时报》、美联社等都作了相关报道，其中却就事论事，一字一句均有凭有据，尽显新闻原则。
当然，郑筱萸案与克劳福德案的报道不适合相提并论——新闻传播脱离不了社会背景，报道中国新闻需洞察中国的“政治文化”，而报道美国新闻需剖析“商业文化”。
然而，如若新闻从业者对中国新闻事件后的“政治文化”展开“过度剖析”或“过度联想”，动辄主观臆测和因果联系，就会游离新闻事件本身，这就是传播刻板印象，向民众“设置议程”，并误导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舆论方向。
这正如《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所说，“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一般是基于美国政府的论调”，批评中国有一定“目的性”。在这样的前提下，西方媒体对郑筱萸被判死刑作了“过度联想”，甚至就有刻意之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