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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沉了20年之后，“南海Ⅰ号”终于要高调出水。这种高调源于它独特的出水方式——连货带船“整体打捞”——不但在中国水下考古20年间从来没有，在国际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以至于“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在观看了模拟实验后也称赞其“精妙”。
这一打捞方案的初步预算是1.5亿元。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对记者说，这样的奢侈是一般沉船打捞不敢想象的，这笔费用放在美国也可以打捞大约25艘船。她说，乔治·巴斯的另一层意思是，“方案很好。但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
一波三折的价值确认
5月末的海面上偶有风浪，“南海Ⅰ号”的打捞时断时续。趁风浪的间隙，记者见到与同事们换班上岸的崔勇。他从中英合作打捞到水下考古队最后一次发掘，见证了“南海Ⅰ号”发现的全过程。
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崔勇参与了1987年中英合作打捞。也就是在那次打捞“东印度公司载满白银的船只”中，意外发现了另一艘船的身影——用“爪斗”抓上来的是几百件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和铁器，所有的文物都发出同一个信息:这是一艘南宋沉船。
1989年，“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再次出发寻找这艘宋代沉船，但因气候原因，这次探摸虽然确认了沉船的准确位置，但收获不大。参与调查的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在他的《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一文中写道:“一块瓷片，一片船板，面积约1平方米、高约30厘米的凝结物”——这就是第一次调查的最大收获。也是在这次调查中，这艘船有了自己的名字“南海Ⅰ号”，命名的调查队队长、国家博物馆前馆长俞伟超曾解释说:“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了一个开始。”
因经费问题无法解决，“南海Ⅰ号”的探摸被迫搁浅，一搁就是十几年。等到考古队拿到香港商人的150万元赞助再次出发，已经是2001年。崔勇回忆说，他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水下“摸”了好几天，终于摸到一块凝结物，他用自己的手臂量了量，仅仅高出海底大约30厘米。在相距不到10米的地方，又找到了第二块凝结物，这块稍大一点，高出海床60～70厘米。这两块凝结物和一片带冰裂纹的青白瓷片如同“南海Ⅰ号”的“DNA”，与1987年的发现比对一致，“南海Ⅰ号”终于找到了。
2001年这次调查的一大惊喜是，发现船体基本完整。对考古来说，与船上装载的瓷器相比，船只本身的研究价值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有关早期造船史的资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非常少见。当时考古队的副队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张松对记者说，这使“南海Ⅰ号”得以重新评估，国家文物局和广州市认定:“南海Ⅰ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对研究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我国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都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南海Ⅰ号”的故事贯穿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的20年。虽然对它的打捞因资金问题几次停顿，但它每一次浮出水面都成为焦点，也必然是中国水下考古的一个特例。张松说，确认了“它是一条什么样的船”之后，“如何保护与开发”的问题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不计成本的保护？
2001年起，水下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试掘。沉船表层不时有文物被打捞出水，瓷器、钱币、银锭、金银饰品、漆器、动物骨骼……沉船的保存情况，多少让考古队员们没有料想到，虽经过七八百年的海水浸泡，碗和碗之间甚至还有草绳的痕迹，船体结构仍然坚固，甚至有整体移动的可能。
“沉船的两端是两块很大的凝结物，凝结物露出海底淤泥。在船体中部，有一个方形的木制底座，应该是桅杆基座。桅杆已经没有了，两面的船舷虽然已经破损，但木质还算结实，我们探摸到了船舱，沉船满载着瓷器，一摞一摞码放得很整齐。”崔勇说。
但试掘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日后打捞的障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峻说，国际上流行的方法是原地发掘，先把货物一批批打捞出水，再根据船体情况，脱盐脱水，打捞上来。但“南海Ⅰ号”所在海域，水深22到25米，14米以下能见度就几乎为零，水下考古要进行的测量、绘图、照相等信息采集工作在黑暗条件下通通无法进行。另外，按照安全潜水规定，每人每天最多只能潜水两次，每次最长只能停留45分钟，两次间隔时间至少6小时。而这里的海况不好，淤泥回淤速度快，经常是今天挖一个坑，明天就填满了。这里属于渔业作业区，盗捞的风险也很大。因此，分批次打捞，不知要拖上几年。
一晃到了2003年的雨季，考古队的试掘工作暂停了。崔勇突然想到殷墟的方法:考古学家李季将全部甲骨文放入一个套箱中，整体迁移到安阳火车站，再运到南京慢慢发掘。这一“整体迁移”的方法提醒了他:这里的淤泥层超过30米，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整体打捞”呢？
崔勇找到广州市打捞局，问他们这一方案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打捞局局长助理何伟章对记者说，他当时还提出一个“现场考古”的想法:用钢板围堰起来，围堰内抽水，在周围填一个人工岛出来，这样，水下慢慢考古，水上可以建一个旅游点，一举两得。但粗略一算，造价要30亿元。而且离岸20海里，围堰也不太现实。
何伟章说，目前这种整体打捞方式在世界水下考古领域还没有先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简单地说，就是将船体和船上满载的货物连带周围的淤泥一起，从开放式、零能见度的海底，整体搬到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里。“水晶宫”模拟海底保存环境，但不同的是，那里能见度清晰，无潮汐、洋流及海洋生物的威胁，这样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发掘的难度，而且使沉船发掘过程的展示变为可能。
2001年以来，对“南海Ⅰ号”的考古意见分成两派:一派是国家博物馆水下研究中心坚持的“原地打捞”，另一派是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坚持的“整体打捞”。张松说，后来张威和他各自带人深化两个方案。魏峻说，“原地打捞”技术较稳妥，成本低，但考古过程有损失;而“整体打捞”更利于保护和研究，但技术和成本要求都很高。
2005年国家文物局召集的专家论证会上，21位到会专家在两个方案中最后确认了“整体打捞”。魏峻说，当时整体打捞占绝对优势，18票赞成，2票弃权，1票反对。张松说，和国际上沉船打捞更注重商业利益不同，我国因为不能拍卖文物，水下考古保护重于研究，研究重于展示。
按照广东省救捞局制订的方案，一个巨大的铁制沉箱将是吊装这艘沉船的容器。两艘万吨级起重打捞工程船——“华天龙号”和“南天龙号”，是打捞工程的两个“大力士”，一艘平板式全潜舶将把“南海Ⅰ号”托出水面，并平移到十里银滩的水晶宫内。打捞全过程需要209个工作日。何伟章说，整个船体的重量是3600吨，原设计将驳船改造，分多个吊臂把它吊起来，但分散受力有连锁断裂的风险，但过程中可载4000吨的“华天龙号”正好建造，这是“南海Ⅰ号”的“东风”。
何伟章说，建临时码头花了1400多万元，还有施工中投入的钢材、水泥、水下设施、船舶、人工等，单说这两艘船，“南天龙号”每天租金29万元，“华天龙号”是60万元。这样算下来，打捞工程预算1.19亿元。崔勇说，加上建“水晶宫”要花1.5亿元，粗略算来，“整体打捞”的总成本将近3亿元。现在国家财政给了3000万元，广东省自筹了6000万元，缺口还很大。而“原地打捞”，就算花上5年，每年花1000万元，总共也就5000万元。
但崔勇他们认为，从保护角度，两种方案的成本是不可比较的。张松说，“原地打捞”容易损失历史信息，或者对信息造成二次破坏:“就像一把芝麻撒在淤泥里，拼成一个图形。这么做，等于是芝麻上来了，图形没了。”
但让何伟章无奈的是，他们的打捞工程预算大概1.19亿元，可因涉及本省利益，打捞局只得签下了7100万元的合同。“现在是骑虎难下。南海的最佳工作季是3到5月，东北季风渐弱，而西南暖湿气流还未过来，海面比较平缓。一进入6月，西南风增强，工程难度就越来越大了，如果不能在台风来临前完工，漂在海上，损失就更惨重了。”
沉船的利益空间
“‘南海Ⅰ号’价值3000亿!”自2003年公开了这一沉船发现，人们对它财富的猜想就越来越高。据2002年试掘上来4000多件完整瓷器，主要产自4个窑系:一是景德镇窑系的影青瓷，有划花碗、小瓶、葫芦形瓶等；二是福建德化窑系的白瓷，以印花粉盒为主；三是福建磁灶窑系的绿釉碟、碗；四是浙江龙泉窑系的青瓷，如划花碗、青釉盏等。据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万到8万件。
魏峻说，所有文物都属于国家，根本不存在拿“南海Ⅰ号”文物拍卖，也没有这种可能性，以后所有文物只会放在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所有文物的价值要从三方面考虑：一个是科研方面的价值，一个是艺术价值，第三方面才是经济的价值。
一位参加了方案评审的考古专家对记者说，“整体打捞”要比“原地打捞”多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资金，一般的沉船打捞也就花几百万元。“‘南海Ⅰ号’的价值真值得这么做吗？这是掺杂了地方利益的结果。为什么广东省花这么多钱打捞？如果将这艘船留在广东，考古所几辈子都不愁没活干了，‘水晶宫’——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也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
阳江市海陵岛旅游局副局长张文彤透露，该岛去年旅游者有175万人次，“南海Ⅰ号”要运到岛上，即使没有“申遗”，旅游者最保守地估计也要翻一番，达到350万人次，可以增加数以亿计的收入。
“南海Ⅰ号”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崔勇说，这是广东省打造文化大省的亮点，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广东有钱，也有技术，缺的是文化发现，‘南海Ⅰ号’正好契合了各方面要求。整体打捞，换了别的地方都做不到，是不可复制的。
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对记者说，广东省初步的规划，是将省内“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和文物打包“申遗”。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自唐宋以来，进行海外贸易的水上通道。中山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司徒商纪对记者说，“南海Ⅰ号”的沉船海域正好在由泉州、广州港经徐闻、合浦到印度、斯里兰卡这条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因此，这批材料成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等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
在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候，泉州展示了刺桐古港、古代番商伊斯兰墓地等文物和遗址，尤其是一艘南宋沉船，激起考察人员兴趣。考察的第二年，泉州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唯一入选的城市。自此，泉州、宁波和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申遗”，比拼了10多年，广州一直处于被动地位。黄伟宗说，这和没有大量极具价值的文物出土有关。
“泉州发现的那艘南宋沉船，无论从年代、大小还是完整程度上来看，都不能跟‘南海Ⅰ号’相比。”中山大学教授黄启臣说，“以后再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谁敢把广东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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